1941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早。

赵卫东是被阳光叫醒的。

不是闹钟，不是系统提示，是一缕从窗户纸破洞里漏进来的阳光，正好落在他的脸上，暖洋洋的，带着初春特有的那种软。

他睁开眼，愣了一会儿，没有立刻起来。

房梁上的蜘蛛网还在，但比刚来的时候干净多了——他去年秋天扫过一回，灰少了大半。

被窝里暖烘烘的，大黄蜷在炕边的地上，正睡得四仰八叉，肚皮一起一伏，尾巴尖偶尔动一下，象是梦见了什么值得摇尾巴的事。

他躺在炕上，没有动。

去年这个时候，他还在土地庙里。

四面漏风，头顶漏光，身上裹着一条军用毛毯，一口压缩饼干要嚼半天才舍得咽

那时候他不知道第二天会怎样，不知道炮声什么时候会停，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看到北平城。

那时候他口袋里只有一张破旧的居民证和两个铜板，手里攥着一个不知道能不能用的系统。

现在他躺在自己的炕上。

炕是暖的，被子是新棉的，枕头底下压着银元和铜钱。

灶台上的铁锅昨天刚炖过肉，锅盖上还凝着一层油花。

院墙根底下码着劈好的柴，西厢的木架子上爬满了黄瓜须蔓，空间里的水稻已经抽穗了，再过一个多星期又能收一茬。

十只母鸡每天下七八个蛋，鸭子在水坑里扑腾，两头小猪哼哧哼哧地拱食槽，加工厂的凹槽里还等着下一批稻谷去脱壳。

赵卫东坐起来，大黄也跟着醒了，伸了个懒腰，前爪往前一抻，屁股往后一撅，尾巴竖起来，打了个哈欠，露出粉红色的舌头。

赵卫东摸了摸它的头，穿上棉袄，推开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