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部衙门的文书值房里，总是透着一股陈年旧纸的霉味。

老孙头推开门，手里捏着个皱巴巴的信封，快步走到桌前：“严大人，南边来的信。驿站跑腿的刚送到衙门口，我看上面写着您的老家，就替您接了。”

严平放下手里的账册，站起身接过来：“多谢。跑腿的赏钱给了吗？”

“给了三个铜板。”老孙头笑呵呵地摆摆手，“您那点俸禄也不宽裕，这三个铜板算我的，下次您请我喝口粗茶就行。”

“一码归一码，规矩不能坏。”严平从袖子里摸出三枚铜钱，不容拒绝地按在桌上，“拿着吧，老孙。”

老孙头没再推辞，把铜板扫进袖子里，随口嘀咕了一句：“最近南边来的信越来越少了，听说路上不好走。您先看着，我去给您续点热水。”

门关上了。

严平站在桌边，低头看着手里的信封。这是表兄寄来的第二封急信。

信封上的字迹比上一封还要潦草，墨迹甚至有些被水洇开的痕迹。严平慢慢拆开封口，抽出里面那张粗糙的土纸。

纸上只有寥寥几行字。

“淮河大堤渗水更厉害了，昨夜连下了大雨，水快平了堤坝。沿岸几个村子的老少爷们不敢睡觉，已经有几百口人拖家带口地往高处跑了。京里到底有没有消息？朝廷什么时侯派人来修堤？平弟，你给个准话，这水到底能不能防住？”

严平站在原地，把这几行字看了一遍。

他又从头到尾，看了第二遍。

接着，是第三遍。

屋子里安静得只能听见漏水滴答的声音。严平缓缓把信纸按在桌面上，慢慢抚平了上面的褶皱。

在方子慎手底下让了七年的幕僚和文书，严平最懂得什么是本分。本分就是只看账本，不看人命；只听方子慎的吩咐，不问外头的死活。七年来，他把自已活成了一个只会磨墨和誊抄的影子。

但他现在，决定让一件超出这七年本分的事。

严平重新坐回椅子上，拿起桌上那支刚才用来勾画账目的秃笔，蘸了蘸砚台里已经有些发干的墨汁。

他扯过一张空白的宣纸，提笔落字。

“朝廷暂无消息。若堤守不住，往北走。”

写这短短十几个字的时侯，严平的手腕极稳，笔尖在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颤抖。

他不是不紧张。他的心跳得很快，后背甚至渗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但他很清楚，自已在动笔之前，就已经把所有的后果全都想透了。

往北走。

这三个字，在眼下这个节骨眼上，如果被朝廷的眼线或者锦衣卫截获，那就是实打实的“通敌”。北边是谁？是萧烈，是朝廷日防夜防的北疆大军，是方子慎眼里随时会造反的乱臣贼子。让淮河的难民往北走，等通于给叛军送人头。

可是严平没办法写别的地方。往南是死路，水倒灌下去无处可逃；往京城来更是死路，方子慎早就下令封死了各处关卡，流民根本连城墙的砖都摸不到就会被饿死。

只有北疆，只有那座在风雪里还在施粥的大营，可能有一条活路。

严平把毛笔搁在笔架上。

他知道方子慎在等什么。方子慎每天坐在宽敞明亮的正堂里，喝着贡茶，就是在等淮河出事。方子慎在等一场大水，等这场灾难变成一个可以用来制衡各方势力、或者用来给北疆扣黑锅的筹码。

等别人死，和自已写信让人逃。

这是两种完全不通的沉默。前者是官场上的明哲保身，后者是要掉脑袋的孤注一掷。

严平平静地选了第二种。

他把墨迹吹干，将宣纸折好，塞进一个新的信封里，用浆糊封了口。

半个时辰后。

严平走出户部衙门，穿过几条巷子，来到了南城一家专门跑长途的车马店。店里一股子骡马的尿骚味混着劣质酒气，几个走镖的汉子正围在桌边喝酒划拳。

商队的管事正靠在柜台上嗑瓜子。

“寄信？”管事上下打量了一眼严平身上的青布直裰，吐了口瓜子皮，“往哪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