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交会第三天收摊的时候，于莉把这三天的订单叠在一起，数了三遍。
四万七千件胸托，三千件面料，加起来刚好五万。
她把数字写在一个小本子上，又算了一遍总金额，嘴角翘着，压都压不下去。
对面上海毛巾厂的摊主过来串门，问他们这几天怎么样，于莉说还行，语气轻描淡写的，但眼神出卖了她。
赵姐在旁边收拾样品册，脸上也带着笑。
四万七千件，够新车间忙活三四个月的了。
她来广交会好几届了，从来没这么顺过。
只有李大根不怎么说话。
他靠在桌子边上抽烟，看着过道里来来往往的人，眉头微微皱着。
于莉注意到了。
晚上回到宾馆，她敲开他的门，站在门口问：“怎么了？不满意？”
“满意。”李大根让她进来，“就是觉得还能再多点。”
“四万七千件还少？”
“不是少。”他给她倒了杯水，“是咱们的东西值更多。你看今天来的那几个欧洲人，对胸托感兴趣，问了半天，最后没下单。为什么？不是东西不好，是他们不了解咱们。咱们的牌子，人家不认识。”
于莉端着杯子，没说话。
“我在想，”李大根坐下来，“能不能找个大客户，长期的。不是一锤子买卖，是那种一年四季都要货的。咱们的生产线就能一直转，不用等广交会。”
“上哪儿找去？”
“我去想办法。”他看了她一眼，“明天你们守着摊子，我出去一趟。几天就回。”
于莉愣了一下：“去哪儿？”
“保密。”
这两个字说出来，屋里安静了好几秒。
于莉放下杯子，看着他，眼神变了变，从惊讶到担忧，最后定在一种沉甸甸的东西上。
两个人就那么坐着，窗外的广州在暮色里慢慢暗下来，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
“小心点。”于莉说。就这三个字，没再多说。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回头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很复杂，有担心，有无奈，有一点说不清的东西。
“跟海棠怎么说？”她问。
“就说我出去找客户了。”
“她知道你去哪儿不？”
“不知道。”
于莉点了点头，拉开门走了。
第二天一早，李大根跟于莉、于海棠和赵姐交代了几句。
于海棠问他要上哪儿去，他说去别的城市那边看看，有个朋友介绍了个客户。
于海棠还想问，于莉拉了她一把：“别问了，你哥有正事。”
于海棠把到嘴边的话咽回去，乖乖地点头。
李大根走的时候，于海棠送到展馆门口。
她站在台阶上，看着他走远，忽然喊了一声：“哥！早点回来！”
他回头冲她摆了摆手，转身走进了广州十月的阳光里。
从广州到深圳的火车慢吞吞的，六个多小时才到。
他在车站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天黑透以后，换了身深色的衣服，沿着上次走过的路线往边境去。
那条河还是老样子，黑黢黢的水，对面香港的灯火亮成一片，像另一片星空。
他趟过河的时候，水凉得扎骨头，但心里是热的。
到了香港这边，他找了家小旅馆住下，换了干衣服，在附近吃了碗云吞面。
第二天一早，他出门打听。
第二天一早，他出门打听。
香港和两年前比又变了。
街上的车多了，楼更高了，人的步子更快了。
中环那边写字楼一栋挨着一栋，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亮得晃眼。
他穿着从广州带来的那件白衬衫，混在人群里，不显眼。
他在路边打听制衣业公会。
问了好几个人，最后是一个报摊的老伯告诉他的：“制衣业公会？喏，前面那条街，拐过去，有个大厦，在十二楼。”
李大根道了谢，按照指引找过去。
大厦大堂里铺着大理石，冷气开得足，一进门就打了个哆嗦。
前台小姐问他是谁，找谁，他说找王会长。
小姐打了个电话，然后让他上十二楼。
电梯门开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已经在走廊里等着了。
四十多岁，中等个头，穿着深灰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副金丝眼镜。
他伸出手，笑着说：“李先生？”
“王会长。”李大根握了握他的手。
王会长的手很软，保养得很好，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
他领着李大根进了办公室，让秘书倒了茶。
办公室布置得很讲究，墙上挂着几幅字画，书架上摆着各种纺织品样本和行业杂志。
落地窗对着维多利亚港，能看到海面上的船和对面九龙的山。
“李先生从内地来？”王会长在沙发上坐下，翘起二郎腿。
“对，从广州过来。”李大根也不绕弯子，“我是北京一家棉纺厂的，做纺织品，也做服装辅料。这次来，是想了解一下香港制衣业的情况。”
王会长点了点头，没急着说话。
他打量着李大根，目光里有一种商人的精明和审慎。
“香港制衣业这几年发展很快。”他开口了，“李先生应该知道，现在全世界都在买香港做的衣服。欧美、日本、东南亚，到处都是‘香港制造’。”ps：70年代香港服装行业出口是世界第一。
“我知道。”李大根说，“所以我来了。”
王会长笑了笑，从茶几上拿起一本行业杂志，翻到一页，递给李大根：“这是上个月的统计数据。香港现在有制衣厂四千多家，从业人员超过二十万。去年出口总额六十多亿港币，今年估计还要涨。”
李大根翻了翻，把杂志放下：“王会长，我想了解一下人工成本。香港这边，一个熟练的制衣工人，一个月工资多少？”
王会长想了想：“熟练工，要看工种。车衣工、裁剪工、烫工，不一样。一般的熟练车衣工，一个月大概五百到七百港币吧。技术好的，八百也有。”
“换算成人民币呢？”
“港币和人民币的官方汇率大概是一比零点四左右。当然，黑市上会高一些。”
李大根在心里算了一下。五百到七百港币，折合人民币两百到两百八。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不紧不慢地说：“王会长，你知道内地的人工是多少吗？”
“多少？”
“一个月大概三十块人民币。”
王会长手里的茶杯停在半空，脸上的表情从漫不经心变成了认真。
他把茶杯放下，身体往前倾了倾：“三十块？人民币？”
“对。折合港币，大概七八十块。”
“一个月？”王会长又问了一遍。
“一个月。”
办公室里安静了。王会长靠在沙发背上，手指在扶手上轻轻地敲，嗒，嗒，嗒，一下一下的。
他盯着李大根看了好一会儿，像是在判断这话的真假。
“李先生，你说的是真的？”
“我骗你做什么。”李大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这是我们厂普通工人的工资表。技术工人高一些，也就四十出头。”
王会长接过去看了看，还给他，靠在沙发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