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根坐在炕沿上，又点了根烟。

结婚三天假期，总不能就在家待着。

他想起自己还有张收音机票——是从李怀德那得来的，一直没用。

买个收音机吧。

这念头一冒出来，就挥之不去了。

收音机在这个年代可是稀罕物，四合院里也就前院阎家有一台，还是老旧的电子管收音机，阎埠贵当宝贝似的，平时都不让人碰。

有了收音机，能听新闻，听样板戏，解解闷。

而且——李大根想得更深一层——收音机是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

1966年的春天，政治风声一天紧似一天，光靠厂里传达、街边大字报，信息太零碎。

收音机里虽然也是宣传口径，但多少能听出些风向变化。

不过收音机也是个敏感物件。

买太好了扎眼，买太差了没意思。

而且放在家里，难免有人来串门要听，到时候人多眼杂……

李大根掐灭烟，心里有了计较。

他换上身半旧的工作服——结婚穿的中山装太显眼——揣上收音机票和钱，出了门。

经过中院时，看见何雨水在傻柱屋门口和刘玉梅说话。

两个新媳妇凑在一起，声音压得很低，但看表情还算融洽。

傻柱蹲在门口磨菜刀，见李大根过来，抬头打了声招呼：“大根，出门啊？”

“嗯，办点事。”李大根点点头，“昨天辛苦你了。”

“咳，自家事。”傻柱摆摆手，继续磨刀。

出了四合院，李大根没直接去百货商场，而是先绕到信托商店。

他想看看有没有二手收音机——新的太显眼，二手的低调些，而且不用工业券，只要钱。

信托商店里人不多。

柜台里摆着些旧家具、旧钟表、旧衣服。收音机柜台在角落，只有三台：一台“红灯”牌，七成新，标价六十块；一台“春雷”牌，五成新，四十五块；还有台老式的电子管收音机，木头外壳都开裂了，只要二十。

柜台里摆着些旧家具、旧钟表、旧衣服。收音机柜台在角落，只有三台：一台“红灯”牌，七成新，标价六十块；一台“春雷”牌，五成新，四十五块；还有台老式的电子管收音机，木头外壳都开裂了，只要二十。

李大根看了会儿，摇摇头。

这些都不合适，要么太贵，要么太破。

他转身去了百货商场。

收音机柜台在二楼，和手表、自行车柜台挨着。

玻璃柜台里摆着几台崭新的收音机：“牡丹”牌，“熊猫”牌，“上海”牌。

售货员是个中年男人，正低头看报纸。见李大根过来，抬了抬眼：“要看收音机？”

“嗯。”李大根指着那台“上海”牌，“这个多少钱？”

“六十八块，要工业券七张。”售货员说，“还得有收音机票。”

李大根掏出票。

售货员接过去看了看，又打量了他一眼：“买这么贵的？有这钱不如买辆自行车实在。”

“家里需要。”李大根含糊道。

售货员没再多说，开了票。

李大根去收款处交了钱，回来取货。

收音机装在纸盒里，拎着沉甸甸的。

拎着收音机回家时，已经快中午了。

四合院里飘着饭菜香，各家都在做饭。

中院何大清那屋门开着，传出炒菜的声音。

何雨水从傻柱屋里出来，看见李大根手里的纸盒，眼睛一亮：“大根哥，你买什么了？”

“收音机。”李大根压低声音，“别声张。”

何雨水捂住嘴，点点头，跟着李大根回屋。

关上门，李大根打开纸盒，拿出收音机。

何雨水凑过来看，眼睛里全是新奇：“真好看……多少钱啊？”

“不贵。”李大根含糊过去，插上电源，打开开关。

旋钮转动，喇叭里先是传出“滋滋”的电流声，接着响起了播音员字正腔圆的声音：“……抓革命，促生产，全国上下一条心……”

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屋里听得很清楚。

何雨水蹲在收音机前，听得入神。

她以前只在阎家听过几次收音机，都是阎埠贵开着听新闻，声音小得像蚊子叫，还不让人碰旋钮。

“以后咱们也能听戏了。”何雨水小声说。

“嗯。”李大根调了调频道，找到个在放《沙家浜》的台，“晚上没事可以听听。”

正听着，门外传来敲门声。何雨水赶紧把音量调小。

是于莉。她站在门外，手里端着个碗：“雨水，我送点腌萝卜过来。”

“谢谢于莉姐。”何雨水接过碗，侧身让她看见屋里的收音机。

于莉看了一眼，没说话，只是点点头，转身走了。

等她走远了，何雨水关上门，小声说：“于莉姐最近脸色不太好。”

李大根没接话，把收音机关了：“收拾一下，该做午饭了。”

“嗯。”何雨水应着，去淘米。

李大根坐在炕沿上，看着那台收音机。

有了这东西，他能更清楚地听到外面的风声。

但风声越清楚，他心里越没底。

1966年的春天，到底会刮起怎样的风暴？

他不知道。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新婚的第一天，就这样平平淡淡地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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