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在树根上抽烟的老头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你是郑镇长吧？我爹说你是重阳镇出去的官最大的一个，就是走得太急了。”

郑光才苦笑了一下：“不急不行。再慢一步，就出不来了。”

老头没有再追问，重新点了一根烟，两个人就那么坐在碑前，谁也不说话，各想各的心事。

他也去了白蔹的坟前。白蔹等了他二十三年。成分高、家里穷，一个人带着儿子在镇上抬不起头――人家背地里喊她“郑寡妇”，她听见了也不吭声，继续给人家洗衣裳。冬天井水冷得刺骨，她指关节全冻成了红萝卜。那些年全靠大外公照应――送米、送炭、送药，替她挨过了最难的冬天。

她等到了1972年。那年冬天重阳镇下了特别大的雪，她在灶膛前剥豆子，剥着剥着头一歪，就没有再醒过来，手里还攥着一把没剥完的豆荚。下葬那天雪还在下，大外公带着月生伯伯去抬棺材。棺材很薄，轻得让人心里发慌。大外公在坟前站了很久，对着那堆新土说：“白蔹，光才会回来的。你先睡着，别着急。”

郑光才跪在白蔹的坟前，把石碑上被风雨侵蚀得模糊的名字一笔一画描摹了一遍。手抖得像风里的旱芦苇，描到“蔹”字的草字头时，指甲缝里嵌进了一层青苔。他从怀里掏出那封大外公当年写给他的信――纸张黄得透亮，折痕处用透明胶带粘着。他在坟前把信展开，一个字也没念出声来。只有嘴唇在动，像是在读一封只有他和白蔹能看懂的信。

“白蔹，我回来了。”他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石碑上，浑身打了个颤。“我回来晚了。下辈子，我给你当牛做马。这辈子欠你的，我拿什么还都还不清。”说完这句话，他在坟前跪了很久。膝盖陷进潮湿的泥土里，裤子被露水浸湿了，他也浑然不觉。风吹过坟头的茅草，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轻轻拂动。

郑光才还做了另一件大事。他捐了一笔钱给重阳镇中学――是能盖一栋新教学楼的数目。他把建筑公司经理马得宝叫到老宅，在堂屋里摊开图纸，戴着老花镜看了整整三天。第三天傍晚，他把图纸卷起来说：“图纸不用改。我就一个要求――走廊要比普通学校的宽出半米。”

他在桌上虚画了一道弧：“娃娃下课都挤在走廊里，我想让他们宽宽敞敞地玩。下雨天体育课也能在走廊上跑一跑。我小时候上学，一下雨就只能在教室里关着，知道那滋味。”

马得宝挠了挠后脑勺：“郑叔，宽半米不难，可那得加钱啊。”

“加就加。”郑光才眼皮都没抬。

郑校长开始不肯收――说数目太大了。存折在玻璃板上推过来推过去，发出沙沙的声音。郑光才最后把存折按在办公桌上，手掌压得玻璃板都晃了一下。

“我欠这个镇子的，不是钱能还的。当年我是镇长，可我跑了。白蔹在这镇上吃苦的时候，我没在；儿子被人欺负的时候，我没在。这点钱买不来那二十三年。”他把存折往郑校长面前轻轻一推，起身走出办公室。走到走廊上又转过身来：“开工那天，我来。”

开工那天，全镇人都来了。工地上挂了一长串红鞭炮，推土机车头上绑着一朵红绸大花。郑光才和大外公站在人群最前面，两个老头并排站着。大外公拄着拐杖，郑光才扶着他的胳膊。

奠基的碑石上刻着“郑光才教学楼”，旁边还立着一块小碑，只刻了两个字：白蔹。

大外公低头看了一眼那块小碑，又抬头看了看郑光才，嘴唇动了动。

“光才，白蔹要是知道，会高兴的。”

郑光才没有回答。他眼眶泛红，把大外公的胳膊扶得更紧了一些。

鞭炮噼里啪啦炸开了，红纸屑纷纷扬扬落在两个老人花白的头发上。几个孩子捂着耳朵尖叫着跑开，又在红色的烟雾里追逐打闹。郑光才抬起头，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轻轻说了一句：“白蔹，你看见了吗。”

大外公没听见，可他从郑光才的嘴型猜到了说的是谁。他把拐杖往地上一顿，也抬起头，望着那片被鞭炮烟雾染成淡蓝的天空。

鞭炮声落尽后，孩子们的笑声从烟雾那头传过来，清清脆脆的，一声接一声。郑光才松开大外公的胳膊，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小截红鞭炮纸屑，叠进上衣口袋里。那纸屑带着火药味，还有些烫手。他把手伸进口袋，攥着那截纸屑，一直没松开。

奠基仪式散了之后，人群渐渐走开。他一个人站在基坑边上，看着那块刻着“白蔹”的小碑。碑不大，青石的，立在教学楼地基的东南角，正对着学校大门的方向。将来的每一天，太阳从东边升起来，第一道光就会照在这两个字上。

风从古驿道上吹过来，带着泥土和野草的腥气。远处有人在喊他：“郑镇长，走了，回去喝茶！”

他应了一声，慢慢转过身，朝茶馆的方向走去。步子不快不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像是要把四十多年的路都补回来。

镇上的老人说，从那以后，郑光才每天都要去工地转一圈。不看进度，也不问质量，就是站在基坑边上看一会儿那块小碑。有时候站十分钟，有时候站半个钟头。站完了，转身就走，从来不多说一句话。

只有一次，有人听见他对着那块碑自自语了一句。

他说的是：“我每天来陪你说说话。以前没说的，现在慢慢补。”

风吹过工地上的脚手架，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在替他叹气，又像是在替他应了一声好。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