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沉吟片刻，用手指在桌上划了个圈，那圈正好圈在名单上“甄东西”三个字上：“主桌。把东西也安排在主桌――他是嫡长孙，又是全县优秀教师，能在两位领导面前为咱们镇上争个脸。”

虚玉华点点头，在座位图上记了一笔，又追问了一句：“丽媛老师呢？”大舅抬眼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虚玉华便没再问，低头在备注栏里写了几个字。

按照重阳镇的风俗习惯，谁家做生整酒，一般是前后搞三天。

头天下午，由各家的当家男人出面，带着礼金去做寿的家里去“帮忙”。说是“帮忙”，其实并非真的要做什么粗活累活――主人家还怕你毛手毛脚砸了碗、打翻灶台呢――而是让人家好提前把人数核实了。

这个风俗，说白了就是一场提前的摸底。重阳镇的人好面子，要是客来了没吃上席，传出去能笑话你好几年，说你家不会办事；可要是剩下一堆菜倒掉喂猪，那也是败家的名声，同样让人戳脊梁骨。

所以每逢红白喜事，主人家最愁的就是这个：人算不如天算，菜备多了是浪费，备少了更丢脸。提前一天去“帮忙”，实际上是去报备来多少人。

月生伯伯在大红礼簿上一笔一笔地记录着。每一笔礼金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张三家送了二十块，李四家送了十五块，王家送了一只老母鸡折价八块，赵家送了两斤红糖折价三块五。这些账目，将来都是要记着还人情的。在每个客人后面的括号里还备注了明天到的人数。他写得手指都酸了，索性把钢笔往衣兜里一插，直起腰来。

抬头望着院子里黑压压的人头和还在源源不断涌进巷口的人流，脸上的表情又是喜又是愁。喜的是老娘的人缘这么好，整个镇子都念着她的恩情；愁的是――这么多人，明天的席面怎么够？

本来，月生伯伯和我爸爸他们几个早先预计办一百二十桌酒席就够了。一百二十桌，在重阳镇已经是了不得的排场了，除了当年郑家嫁闺女，还没有谁家办过这么大的流水席。可从提前祝贺的礼单上看，光是镇上三个家族提前招呼过的人，就已经远远超出了一百二十桌的预算。还不算县里要来的领导和随行人员、龙门镇莫愁姑姑那边的亲戚、学校里东西哥哥的同事和学生家长――粗粗一算，至少还得加四十桌。

面对这种情况，月生伯伯当机立断，把我爸和月色叔叔叫到一旁，三个人蹲在院墙根下紧急磋商。我爸说：“四十桌不是小数，光是碗筷就不够。”

月色叔叔说：“碗筷可以找街坊邻居借，实在不行就把学校的食堂也征用了。问题是――菜呢？”

月生伯伯沉吟片刻，把烟头往地上一摁，站起身来，斩钉截铁地说：“菜的事我去办。镇上肉铺的肉不够，我连夜去龙门镇调。碗筷借用学校的，桌子椅子把教室里的课桌全搬出来，铺上红纸就是席面。厨房――就在镇政府食堂隔壁，垒三口大灶、八张案板，请老钱头亲自掌勺。”

老钱头是贾家包子铺贾老板的连襟，平时在龙门镇给人做红白喜事的席面，手艺在十里八乡都是出了名的。他做菜有个规矩：从不看菜谱，全凭手感。盐抓一把撒下去，不多不少刚好咸淡适中；花椒粉手一抖，麻味刚刚好不冲口。他接到信儿，二话不说，把家里的围裙往肩上一搭就赶了过来。进门第一句话就是：“一百六十桌？够我忙一夜的。月生你放心，俺老钱别的本事没有，做席面还没塌过台。”

那一夜，重阳镇的灯火亮了很久。

临时厨房里，老钱头光着膀子挥舞锅铲，肩上搭着一条白毛巾，汗珠子从额头上滚下来落进锅里，他也不在乎。锅里翻腾着红亮亮的回锅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片在热油里卷起了边，豆瓣酱的香味混着蒜苗的清香顺着夜风飘过了整条街。

几个帮忙的妇女围坐在院子里择菜、洗菜、切菜，刀起刀落哐哐当当响个不停，一边忙活一边拉家常――东家的媳妇怀了二胎，西家的小子考上了初中，南街的茶馆要盘出去，北巷的豆腐坊换了老板。镇上的人情世故，在洗菜池边被翻了个遍。

几个半大小子负责搬桌子、摆碗筷、挂红灯笼。刘二娃是搬运队的主力，一个人扛两条长凳还能跑得飞快。东西哥哥也在其中。他挽着袖子，搬完碗筷又从街口的水井边提来满桶的凉水，把从学校搬来的课桌一张一张擦得干干净净。从学校到街口这段路，他来来去去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中山装的肩背处被汗浸出了一片深色的印子，汗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最后结了一圈白花花的盐霜。他额前的长发被汗水黏在眼镜框上，他也顾不上撩开。

丽媛老师在街口负责挂红灯笼。每挂好一盏，她就从梯子上退下来，手搭凉棚往后退几步看看歪没歪。搬桌椅的队伍从她身旁经过，她便高声喊一句“最后一排往左边去一点”，嗓音清亮，混在满街的喧嚣中异常醒目。

东西哥哥提着水桶经过她身边，她把剩下的最后一个灯笼递给他，让他挂在最高的那根枝桠上。他仰头去够树枝的时候，丽媛老师在下面扶着梯子，抬头望着他肩背上的盐渍，忽然轻声说了一句：“你衣服上都是盐，回去我给你洗。”

东西哥哥没有回头，手上系红绳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应了一声：“嗯。”

镇上的灯火星星点点，和天上的星光交相辉映。大榕树的影子在夜风中轻轻摇晃，七杀碑和无字碑并肩立在街口，碑面上映着流动的灯火光影。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