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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回 贾镇长忙里偷闲 虚秘书笑里藏刀(1)

《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二章贾镇长忙里偷闲虚秘书笑里藏刀

第四回贾镇长忙里偷闲虚秘书笑里藏刀(1)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大清朝的气数,也在一天天衰败下去。

到了民国,天下又是一番大乱。军阀混战,土匪横行,重阳镇虽然偏安一隅,却也难免受到波及。郑家的生意不好做了,贾家的杂货铺也关了门,甄家的茶馆倒还撑着,可客人也越来越少。

再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了。

那天,重阳镇的人正在街上各忙各的。郑家绸缎庄的伙计在卸货,贾家杂货铺的老板娘在门口纳鞋底,甄家茶馆里稀稀拉拉坐着几个喝茶的老人。大榕树下,一群孩子在追逐打闹。

忽然,天上传来一阵嗡嗡的声音。那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像是千万只马蜂同时振翅。

人们抬头望去,只见天边出现了几个小黑点。黑点迅速变大,是飞机!机翼上涂着刺眼的红日标志――是日本人的飞机!

飞机从重阳镇上空呼啸而过,巨大的轰鸣声震得窗户哗哗作响。街上的人四散奔逃,女人的尖叫声、孩子的哭喊声响成一片。

飞机掠过之后,忽然又折了回来。这一回,机腹下掉出了几个黑乎乎的东西。

炸弹。

第一枚炸弹落在了街口的接官亭旁边。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火光冲天,碎石四溅。那座矗立了几百年的七杀碑,在爆炸的气浪中轰然倒塌,碎成了七八块。碑上的七个“杀”字,四分五裂,散落在瓦砾之中。

第二枚炸弹落在了大榕树下。粗壮的树干被炸开一个大洞,树冠上的枝叶像下雨一样簌簌往下掉。那棵陪伴了重阳镇几百年的大榕树,摇晃了两下,发出一声沉闷的**,缓缓倾斜。

第三枚炸弹落在了驿道上,炸出一个大坑。

爆炸过后,重阳镇陷入一片死寂。硝烟弥漫,尘土飞扬。不知道过了多久,才有人从废墟里爬出来,茫然四顾。

七杀碑碎了。大榕树倒了。接官亭塌了一半。只有那座贞节牌坊,奇迹般地完好无损,在硝烟中静静矗立着。

老人们跪在废墟前,老泪纵横。郑家老爷子颤巍巍地捡起一块七杀碑的碎片,上面残留着半个“杀”字。他把碎片贴在胸口,哭得像个小孩子。

“碑碎了……镇子的根,断了……”

这一炸,把重阳镇的魂炸没了。

可谁也没想到的是,就在这场灾难之后,镇上最穷的甄家,竟然时来运转了。

原来,甄家有个儿子叫甄贤,早年间因为家贫,跑出去闯荡,辗转参加了抗日队伍。这小子从小就有一股子倔劲儿,在部队里敢打敢拼,不怕死。几年下来,仗打了不少,功劳也立了不少,一步步升到了营长。

日本飞机轰炸重阳镇的消息传到甄贤耳朵里的时候,他正在山西前线跟鬼子拼命。他听完消息,沉默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给老家寄回了一笔钱――白亮亮的银元,足足有一百块。

这对甄家来说,简直是从天而降的横财。甄家老爹捧着银元,手都在发抖。他活了六十多年,头一回见到这么多钱。

更让甄家扬眉吐气的是,甄贤不光寄回了钱,还派人护送回了一房太太。那太太年纪轻轻,娇滴滴的,怀了身孕,说话带着外地口音,走路都要人扶着。她便是后来镇上人人皆知的甄贤婆婆。

甄贤婆婆到了重阳镇之后,被安排住在甄家老宅里。说是老宅,其实就是几间破木屋。可她也不嫌弃,安安静静住了下来,每天除了养胎,就是坐在贞节牌坊下面做针线活。

镇上的女人开始还对她有些好奇,后来发现这位甄太太虽然娇气,却没什么架子,见人总是笑眯眯的。慢慢地,也就接纳了她。

几个月后,甄贤婆婆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甄贤在前线收到信,高兴得连喝了三碗酒,给儿子取名月生――因为孩子出生的时候,月亮正好升起来。

不久之后,抗战胜利了。举国欢庆的那一天,重阳镇也放起了鞭炮。大榕树的残桩上冒出了新芽,七杀碑的碎片被人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用糯米浆粘合在一起,重新立在了街口。虽然碑身上布满了裂纹,可那七个“杀”字,依然清晰可辨。

甄贤晋升为团长,带着一房姨太太,风风光光地回来休假。那一天,重阳镇比过年还热闹。甄贤穿着笔挺的军装,胸前挂着勋章,骑着高头大马,从驿道上缓缓行来。街道两边挤满了人,都来看甄家这个出息的儿子。

甄贤下马之后,第一件事不是回家,而是走到七杀碑前,站了很久。

他看着那块布满裂纹的碑,看着那七个“杀”字,忽然对身边的风水先生说:“我要在这儿立一块碑。”

风水先生一愣:“甄团长,这地方已经有碑了。”

甄贤摇摇头:“这块碑是古人立的。我要立的,是今人的碑。”

他找来的风水先生在重阳镇四周踏勘了几天几夜,最后选定了大榕树下、接官亭前的位置。甄贤让人运来一块上好的青石,比当年的七杀碑还要高大,矗在那儿像一扇城门。

碑立起来了。

可碑上没字。

甄贤本来是要在碑上刻字的,纪念抗战的丰功伟绩。可字还没刻,部队的紧急命令就到了――共军已经打过长江了,命令他立刻归队,率部阻击。

甄贤连夜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对甄贤婆婆说:“等我回来,再把碑上的字刻上。”

甄贤婆婆抱着月生,站在街口送他。月生还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冲着父亲远去的背影,咿咿呀呀地挥着小手。

甄贤的马蹄声消失在夜色中,跟当年张献忠的马蹄声一样,渐行渐远,最后什么都听不见了。

他再也没有回来。

那块抗战纪念碑,就这么光秃秃地立在街口。碑上没有字,却比有字的碑更让人心里不是滋味。有人说,甄贤本来打算在碑上刻“民族脊梁”四个字;有人说,他是想刻一首诗;还有人说,他根本就没想好刻什么,所以才一直空着。

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甄贤一去不返,连个口信都没捎回来。

解放后,有人劝甄贤婆婆,把那块无字碑推倒算了,留着也是块没用的石头。甄贤婆婆摇摇头,说:“他立的碑,谁也不能动。碑上没字,那是因为他的话还没说完。等他回来了,自然会刻上去。”

这一等,就是一年又一年。

甄贤婆婆每天傍晚,都会牵着月生的手,走到街口的贞节牌坊下,站在那块无字碑前,痴痴地望着驿道东边的方向。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那块无字的石碑上,像是碑上忽然有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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