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生问：“娘，咱们等谁？”
甄贤婆婆说：“等你爹。”
“爹什么时候回来？”
甄贤婆婆不说话了，只是伸手摸了摸那块冰凉的石碑。石碑上没有字，可她的手摸在上面，像是在读一封只有她能看见的信。
日升月落，春去秋来。大榕树的新枝已经长成了大树，七杀碑上的裂纹被风雨磨得光滑了，贞节牌坊上的彩绘也褪了色。甄贤婆婆的头发从乌黑变成了花白，又从花白变成了全白。
她依然每天傍晚去街口站着。重阳镇的人已经习惯了这一幕。黄昏时分，夕阳如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牵着一个半大小子，站在无字碑前，望着驿道尽头。
像是在等一个人。
像是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土改的时候，划分成分。郑家因为田多地广，被划成了地主兼资本家，家产充公。那座气派的庄园成了重阳镇政府的驻地，无缺堂的金字招牌被摘下来，不知扔到了哪里。郑家的人虽然被打倒了，可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扎的根太深了，人丁依然兴旺，散居在镇上的各个角落，依然是重阳镇的主要居民。
贾家被划成了工商业者，不算敌人，也不算自己人，夹在中间，日子过得小心翼翼。贾家的人倒是想得开，祖上就是从货郎起家的，大不了再从头来过。
甄家被划成了中农。那块无字碑因为搞不清是什么性质，没人敢动，就那么原封不动地立在街口。有人提出要把它推倒，可每次提出来，总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了了之。
话说这重阳镇，历经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公元一九八零年代的某个秋天，镇上的光景又变了一副模样。古驿道早已铺上了柏油，大榕树的残桩旁边又长出了新的枝桠，那棵白果树倒是愈发挺拔，像是镇子上最年长的老人，看着一代代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七杀碑还立在街口。碑上的裂纹像是老人脸上的皱纹，深一道浅一道，糯米浆粘合的痕迹清晰可见。那七个“杀”字，虽说被风雨磨去了几分锋芒，可远远望去，依然透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势。有外地来的游客见了，总要问一句：“这碑上写的是啥？”镇上的人就笑呵呵地答：“七个杀字。”游客再问：“啥意思？”镇上人就摇摇头，说：“谁知道呢，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看不懂就对了。”
无字碑也还立着。两块碑并排站在街口，一块刻满了字，一块一个字没有，像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兄弟――一个把什么话都挂在嘴上，一个把什么话都藏在心里。
郑家的庄园早就成了重阳镇政府的驻地。说来也巧，那庄园的大门正好对着街口的七杀碑，历任镇长每天上班下班，都要从那七个“杀”字底下走过。有人私下里说，这镇长不好当，哪个上任的时候不是雄心勃勃？可干着干着，不是被调走了，就是犯了错误，没有一个能干满两届的。也有人说，那是因为七杀碑的煞气太重，当官的压不住。
这话传到现任镇长贾为精的耳朵里，他只是微微一笑，夹着香烟的手轻轻一摆：“封建迷信。什么煞气不煞气的，我贾为精行得正坐得直，怕什么？”
贾为精是何许人也？他便是贾家在重阳镇的嫡系传人，贾算盘的曾孙子。遗传这东西真是奇妙，贾算盘精于算计的本事，隔了几代人，一滴不漏地传到了贾为精身上。只不过，贾算盘的算盘珠子拨的是生意经，贾为精的算盘珠子拨的是仕途路。
贾镇长今年四十出头，生得白白胖胖，一张圆脸上总是挂着三分笑意，见人先带笑，说话慢条斯理，活像一尊弥勒佛。他爱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左边口袋里插着一支英雄牌钢笔，右边口袋里装着一包红塔山香烟。那中山装虽然旧了，却总是熨得平平整整，扣子扣得一丝不苟，透着一股基层干部特有的朴素与体面。
他有一个习惯，跟人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轻轻拍着自己的胖脑袋瓜，好像那里面装着一个反应迟钝的算盘，得拍一拍才能拨动珠子似的。可千万别被这副模样给骗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贾镇长那个脑袋瓜，根本不需要拍，里面的算盘珠子拨得比谁都快。
贾为精的老婆――也就是我大舅妈――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可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她对大舅百依百顺，从不过问他在外面的事。镇上的人都说，贾镇长好福气，娶了个贤惠媳妇。也有人说，那是贾为精故意的，找个没文化的老婆，省得她碍手碍脚。
大舅妈对我这个外甥倒是真心实意地好。每次我去外婆家，她总要变着法子给我弄好吃的。糖油果子、糍粑、米花糖，什么好吃做什么。所以我从小就坚定地认为，大舅妈是天底下最好的舅妈，谁要是说她半个不字，我能跟他急。
外婆就更不用说了。我是她唯一的外孙，那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大舅虽然在外面是个镇长，回到家里，在外婆面前，那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乖得很。这一层关系，我打小就摸得门儿清。所以，大舅敢欺负别人，绝对不敢欺负我――谁让我有靠山呢？
话说这一日，秋高气爽，阳光透过镇政府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枝叶，洒下斑斑驳驳的光影。贾镇长坐在办公室里，面前的办公桌上摊着一份文件，可他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他的目光越过窗棂，落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上，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他在等人。
等什么人？等一个烫着卷发、白胖高挑、名叫虚玉华的女人。
虚玉华是贾镇长的秘书，今年三十出头，生得颇有几分姿色。她皮肤白，白得像刚出锅的馒头；身材丰满，该凸的地方凸，该凹的地方凹，走起路来腰肢一扭一扭的，能把人的眼珠子勾出来。最要命的是她那一头卷发，蓬蓬松松地披在肩上，像是刚从理发店的画报上走下来的。在重阳镇这种小地方，这样的女人，简直就是鸡群里的一只孔雀。
镇上的人背地里都叫她“狐狸精”。这外号也不知道是谁先叫起来的，反正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成了公开的秘密。有人说她是贾镇长的“小蜜”，有人说她是上面某位领导安插在重阳镇的“眼线”，还有人说她跟县里好几个领导都“关系匪浅”。说法五花八门，谁也拿不出真凭实据，可谁都说得有鼻子有眼。
我那时候才多大？六七岁的光景，啥也不懂的年纪。可我这人打小就有一桩本事――看人准。第一次见到虚玉华，她弯下腰来要抱我，一股浓得化不开的香水味扑面而来，呛得我差点打喷嚏。我本能地往后一缩，躲到了外婆身后。
虚玉华倒也不恼，笑眯眯地说：“哟，这小家伙怕生呢。金娃子，我是你虚阿姨，来，让阿姨抱抱。”
我死死攥着外婆的衣角，坚决不从。
大舅在旁边打圆场：“这孩子，认生。小虚你别介意。”
虚玉华咯咯笑起来，笑声像银铃似的，好听倒是好听，可我总觉得那笑声里头藏着什么东西，像糖衣里面包着的药丸子，甜是甜，可咽下去指不定会苦成什么样。
从那以后，我对虚玉华就没个好脸色。她越是对我热情，我就越是躲着她。大舅为这事没少说我：“金娃子，人家虚阿姨是不是借了你的米还你的糠？你小子自己撒泡尿照照你那小脸……一点也不给大舅面子……”
我梗着脖子回嘴：“我就不喜欢她！她身上的味道熏死人了！”
大舅拿我没办法，只好摇摇头，叹口气。
后来有一回，大舅喝了几杯酒，脸红得像关公，忽然凑到我耳边，神秘兮兮地问：“金娃子，你看，虚阿姨漂亮还是你大舅妈漂亮？”
我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当然是大舅妈漂亮啊！虚阿姨没法和大舅妈比……大舅妈对我很好的！”
大舅脸上的笑容僵了一僵，干咳两声，又说：“虚阿姨对你不也很好吗？每次都抱你呢，我都没那样待遇……”
我撇撇嘴，一句话怼了回去：“大舅不害羞，你那么大了还要人家抱抱啊？我才不稀罕她抱抱呢……她身上的香水味道好难闻的……她长期霸占我大舅的时间。大舅都不陪我玩……”
大舅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只好端起酒杯，咕咚咕咚灌了几口，把那一脸的尴尬冲进了肚子里。
这些都是后话了。
且说这一天，贾镇长在办公室里等虚玉华，等的却不是风花雪月的事。他在等一份材料。
镇政府最近在搞一个项目――重阳镇中学的扩建工程。说是扩建，其实就是把原来的几间破教室推倒重建，再盖一栋两层楼的教学楼。项目不大，可油水不小。建筑材料、人工费用、设计图纸，哪一样不是钱？哪一样不能做文章？
贾镇长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三年，对这些门道早就驾轻就熟。他深知一个道理：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然，这话只能烂在肚子里，对谁都不能说。表面上，他贾为精是重阳镇的好镇长，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老百姓办实事。
虚玉华推门进来的时候，带进来一阵香风。她今天穿了一件碎花连衣裙，卷发上别了一只蝴蝶结发卡，嘴唇上抹了淡淡的口红，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得很。
“镇长，材料准备好了。”她把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放在办公桌上，然后很自然地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翘起了二郎腿。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