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就这么蹲在柳树下，看着河水慢慢流过。河面上有两只野鸭子一前一后地游着，后面那只紧紧跟着前面那只，不管前面那只怎么转弯它都不掉队。阿黄看着看着，尾巴轻轻扫了一下地面。

秋天过去了。冬天来了。

那年冬天特别冷。护城河结了冰，巷子里的青石板被冻得硬邦邦的，人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脆响。老李的屋子没有暖气，只靠一只老式的煤炉取暖。刘婶每天来帮忙添煤，把炉子烧得旺旺的，然后在藤椅旁边的地上铺了一条旧毛毯――阿黄不肯跟她回家，她就只能把阿黄留在这间空屋子里，给它铺条毛毯，让它好歹有个软和的地方卧。

阿黄大多数时间卧在毛毯上，但它每天总有那么一段时间――通常是傍晚、老李以前坐在藤椅上翻相册的那段时间――会从毛毯上站起来，走到藤椅底下，把老李没来得及收起来的那双旧棉拖鞋叼到嘴边，用鼻子抵着，闭上眼睛。它不咬。它知道那是老李的。它只是让那一点点残存的味道包裹着自己，假装他还坐在这把椅子上，假装他的手还搭在它脑袋上。

窗外下雪了。雪花落在窗台上，越积越厚。阿黄抬起头看了一眼窗外，又把头埋进拖鞋里。它记得去年下雪的时候，老李带着它在院子里踩雪玩。老李穿着那双棉拖鞋――对，就是它现在叼着的这双――踩出一溜鞋印子，它跟在后面把每一个鞋印子都闻了一遍，然后用自己的爪子在上面盖了一朵梅花印。老李笑它：“你这字写得太丑了，得练。”它不懂什么字不字的，但它知道老李在笑，所以它也摇尾巴。

现在院子里又下雪了。没有人踩鞋印，也没有人笑它字丑。

春天来的时候，刘婶带着一个中年男人来敲老李的门。男人穿着西装，腋下夹着个公文包，进来之后东看看西看看，拿手指在墙上敲了敲，又蹲下来看了看地脚线。阿黄缩在藤椅底下，警惕地盯着他。老李说过，家里来了不认识的人，要守在藤椅边上看紧，不能让他乱动东西。阿黄记得。

***起来对刘婶说了些话。阿黄听不懂，但它注意到刘婶的表情变得很差，声音也变高了。“这房子是租的？”“三个月不交租就得收回？”“老李还躺在医院里呢你们讲不讲道理！”刘婶的手在空中挥舞着，声音又尖又急。那个男人不停地摆手，脸上挂着一种阿黄不喜欢的笑――不是那种看到它时会蹲下来揉它耳朵的笑，是一种嘴角往上扯但眼睛不动的笑。

阿黄不认识那个人。阿黄听不懂什么租不租的。

但它知道，有人在欺负刘婶。它从藤椅底下钻出来，四腿站定，对着男人发出了低沉而滚动的闷吼。它不轻易吼人的――老李教过它，对好人要摇尾巴，对坏人才可以凶。这个男人让它觉得不安。刘婶转过头看见它的样子，眼眶忽然红了。

“阿黄，别。”刘婶蹲下来抱住它的脖子，“别吼。”

阿黄不吼了。但它没有后退，站在原地，身体挡在藤椅前面。那是老李的位置，谁也不能动。

夏天到了。老李已经走了快一年。

阿黄瘦了很多。脊背上的骨头一根一根凸出来，走路也慢了，从藤椅到门口那几步路要喘上一会儿。但它还是每天走。每天早上六点准时蹲在门口，每天傍晚卧在藤椅底下，隔几天就去护城河边那棵歪脖子柳树下坐一坐。刘婶想把它接回自己家住，用了各种办法――用排骨引诱，用肉干哄，最后甚至拿绳子想把它拴回去。阿黄不肯。它的鼻子始终朝着老李那扇门的方向，好像只要它一转头，老李就会回来，而它会错过。

巷子里的邻居们路过老李家门口的时候，时常会停下来往里看一眼。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阿黄的毛色从鲜亮的金黄变成了暗淡的灰黄。它蹲在门口，垂着尾巴，安安静静地看着巷口那个方向。

它在等什么？邻居们都说不上来。在等脚步？等咳嗽？等一个喊它名字的、沙哑的声音？也许什么都不是。也许等待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活法。它用这种方式，让老李继续活在它的生命里。

它把落叶叼到藤椅底下，以为老李会像以前那样探下身子去捡。它看着照片里梳麻花辫的女人，以为老李会像以前那样在某个深夜，对着它呢喃：“她做的饭比刘婶做的还难吃。”它在梦里追逐那个喊它“阿黄”的身影，醒来却发现自己的枕头是那双冰冷的棉拖鞋。它不知道“不会回来了”是什么意思，它只知道这个门，它得守着。这把藤椅，它得护着。这个味道，它得留着。

也许很久很久以后，当阿黄老得再也走不动了，当老李的烟草味已经完全消散在空气里，它仍会记得这个声音。那个带它回家的声音。那个说“跟我回家吧”的声音。而那一刻，阿黄等了那么久，终于可以再摇一回尾巴了。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