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黄在藤椅下趴了整整一天。
太阳从东边挪到西边，光线在屋里的地砖上画了一道弧，从五斗柜爬到闹钟，又从闹钟爬到门槛，最后暗了下去。巷子里的人声响了一轮又落了――早晨是卖豆浆的老赵在吆喝，中午是隔壁小孩放学跑过的脚步声，傍晚是谁家在炒辣椒，油烟味顺着门缝钻进来，呛得阿黄打了个喷嚏。
它还是趴着。
王婶来过两回。头一回端了一碗剩饭，拌了点菜汤，放在藤椅旁边。阿黄闻了一下，没吃。第二回王婶蹲在它跟前，伸手摸它的头，说：“你这傻狗，饭都不吃，想饿死啊？”阿黄把头从她手底下抽出来，重新搁在藤椅上。
王婶叹了口气，把凉了的饭端走了。
天黑之后，阿黄从藤椅下爬了出来。
它走到门口，用鼻子顶开虚掩的木门，站在门槛上。巷子里的路灯亮着，飞蛾绕着灯泡扑棱翅膀，影子在地上乱晃。它竖起耳朵，把所有声音一层一层剥开来听――杂货店老周在收遮阳棚，弹簧卷轴咔咔响。王家媳妇在骂孩子，孩子哇哇哭。远处护城河那边有汽车喇叭声，不是白色的那辆。
它听了很久。
老李的脚步声不在里面。
阿黄退回屋里，走到五斗柜前。五斗柜最上面的抽屉没关严，露出一角泛黄的纸。它立起来，把两只前爪搭在柜子上，用鼻子把抽屉拱开了一点。里面是老李的东西――一本翻烂了的黄历，一副老花眼镜，半包受潮的香烟，一个打火机，还有那张照片。照片上的女人梳着麻花辫，笑得眼睛弯弯的，背后写着一行小字。阿黄用鼻尖碰了碰照片的边角，那个位置有老李手指头反复摩挲留下的痕迹，烟草味和铁锈味比其他地方都重。
它把照片小心地叼出来，放在藤椅的坐垫上。
然后它又去叼黄历，叼香烟，叼打火机，叼老花眼镜。一样一样叼过去，整整齐齐摆在藤椅上。摆完了，它退后一步看了看，觉得不对，又把黄历叼回抽屉里――老李每天早起都会翻黄历，放在抽屉里才对他第二天翻开。香烟和打火机应该放在藤椅扶手上，是老李伸手就能够到的位置。老花眼镜要搁在闹钟旁边，老李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摸眼镜。
阿黄把每样东西都放回它们该在的位置。
做完这些，它重新趴回藤椅下，把下巴搁在老李靠出来的那片深色印子上。
夜里起了风，把门吹开了一条缝。阿黄抬起头，看见一片梧桐叶从门缝里飘进来，在月光里翻了两个身，落在门槛内侧。它爬起来，走过去把叶子叼住，照老规矩放在藤椅下面，用爪子拨了拨，摆正。
然后它回到藤椅下，蜷成一团，把鼻子埋进尾巴里。
它梦见老李回来了。老李推开那扇木门，肩上搭着那条洗得发白的旧毛巾，身上带着护城河边的水汽和青草味。他蹲下来揉它的耳朵，粗糙的指腹蹭过它的脑门，说：“阿黄，走，带你出去跑跑。”它拼命摇尾巴，尾巴打在藤椅腿上梆梆响，把藤椅上的落叶都震飞了。
它醒了。
藤椅空着。门关着。闹钟咔嚓咔嚓地走。月光把屋里的东西都镀了一层银色，老李的棉袄搭在椅背上，袖口垂下来，被风吹得轻轻晃了一下。阿黄盯着那只晃动的袖口看了很久，然后把头重新埋进爪子里。
天亮的时候王婶又来了，这回端的是热粥。她把粥倒进阿黄的碗里，又把一碗水放在旁边。阿黄还是没动那碗粥，但它喝了水。喝水的时候它抬头看了王婶一眼，然后又看向门口。
“还在医院呢。”王婶蹲下来，她的嗓门难得地轻，“医生说……唉，跟你说你也不懂。反正人还活着，就是不能动，得在医院住着。”
阿黄的耳朵竖了一下。它听到了“活着”两个字。老李平时骂邻居家的狗乱跑，骂完了总说一句“活着就不错了，还折腾”。它不知道“活着”是什么意思，但每次老李说这两个字，声音都是往下沉的，不是在生气，更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你乖乖吃饭，等他好了才能带你。”王婶把粥碗往它面前推了推，“你要是饿死了，他回来不得骂死你？”
阿黄低头看了看那碗粥。白粥，上面浮着一层米油，和老李熬的差不多，但没有那股子淡淡的烟草味。它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嘴伸进碗里，舔了两口。
王婶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这就对了。活着才有念想。”
王婶走了之后，阿黄把碗里的粥吃干净了。它不是因为饿了才吃的――它是听到了那句话。活着才有念想。它不懂什么叫念想，但王婶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红的，声音是抖的。上次王婶用这种声音说话，是隔壁张奶奶去世的时候。
阿黄想，这大概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中午的时候，阿黄出门了。
它没有跑远，就在巷子里转了一圈。巷口杂货店的老周看见它，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来：“哟，阿黄？你主人呢？”阿黄没有停，沿着墙根走到护城河边。河边梧桐树的叶子掉了一半，剩下一半在枝头上摇摇晃晃。土路上积了厚厚一层落叶，有些被踩碎了，有些还保持着落下来时的形状，在太阳底下亮闪闪的。
它在老李常坐的那条长椅前停下来。
长椅空着。椅面上落了五片梧桐叶，阿黄跳上去，用爪子把叶子拨开，露出木头上的几道刻痕。那是老李刻的――有一回他坐在这里削木头给阿黄做玩具，小刀在椅面上划了几道，气得他骂了自己两句，说回头拿砂纸来磨平，到现在也没磨。
阿黄在长椅上坐了一会儿。太阳暖融融的，把它背上的短毛晒得发热。河面上有风吹过来，带着水草的味道。远处有人在钓鱼，钓竿架在石栏杆上，人靠在栏杆上打盹。一切看起来都和以前一样，只是身边少了一个人。
它跳下长椅，顺着河边往回走。路过卖烤红薯的摊子时，它停了一下。老李每次从河边散步回去，都会在这里买一个烤红薯，掰成两半，一半自己吃，一半剥了皮放在路边的石墩上给它。卖烤红薯的老头认得它，从炉子里拿了一个小红薯，剥了皮放在石墩上。
“吃吧，你主子不在，我请你。”
阿黄闻了闻那个红薯。烤红薯的香味很甜，和老李买的一样甜。它把红薯叼在嘴里，没有吃，转身往回跑。跑过巷口，跑过门槛，跑进屋里，把红薯放在藤椅坐垫上。
然后它趴在藤椅下，等着。
红薯凉了。老李没有回来。
第三天，王婶带来了一个消息。
消息是中午带来的，阿黄正趴在门口晒太阳。王婶从巷口走过来，步子很快，手里没端碗，也没拎菜。她走到门口蹲下来，两只手捧住阿黄的脸，眼眶红红的。
“阿黄，你听我说。”
阿黄的尾巴轻轻摇了一下，停了。它看着王婶的眼睛，那里面有一种它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哭，不是笑，比哭更沉，比笑更重。
“老李他……”王婶的声音哽了一下，喉咙里像堵了块石头，“他今天早上走了。”
阿黄看着她。
“医生说走得很安详。就是睡着睡着，没再醒过来。”王婶拿手背抹了一下眼睛，抹完又有新的淌下来，“他临走前托人给你带句话――说对不起你，让你在屋里等了那么久。”
巷子里有人经过，看见王婶在哭，脚步慢了一下，又加快走过去了。阿黄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脖子伸得直直的，看着王婶的嘴唇一张一合。
“你懂不懂？”王婶摸着它的头，手很重，重得像是想把这句话按进它的骨头里，“他不会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