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黄已经三天没有好好吃饭了。
老李走后的第一个冬天来得格外早，才十一月中旬，护城河边上就结了薄薄一层冰。阿黄趴在堂屋的藤椅旁边，下巴搁在前爪上，眼睛半睁半闭地望着那扇掉了漆的木门。碗里的米粥已经凉透了，表面凝了一层白花花的油光，是隔壁刘婶早上端来的。她蹲在阿黄面前说了好多话，说老李在医院挺好的，说你要吃饭，说你饿坏了老李回来要心疼的。阿黄听懂了“老李”两个字，耳朵动了动，尾巴在地面上扫了一下，但还是没有吃。
它不饿。或者说，它感觉不到饿。从那天下午救护车呜呜叫着把老李拉走之后，它的身体就好像被掏空了，肚子里的某个器官不见了，剩下一个黑洞洞的窟窿，风一吹就呜呜地响。
藤椅就在它身后，老李的藤椅。扶手被磨得油亮油亮的，那是老李的手掌成年累月摩挲出来的痕迹；坐垫上凹下去一个浅浅的坑，那是老李的屁股坐了七年的形状。阿黄把鼻子凑上去闻，还能闻到老李的味道――烟草味，铁锈味，还有一点点药酒的辛辣气。这些味道混在一起，就是阿黄世界里唯一的坐标，比任何声音、任何画面都更让它安心。
可是味道在变淡。一天比一天淡。
阿黄把身体往藤椅那边又挪了半寸，让自己的脊背贴着藤椅的腿。藤椅被它的动作带得轻轻晃了一下，四根老竹腿在青砖地面上发出一声细微的吱呀。那声音不大，但在空荡荡的堂屋里却格外清晰，像一根手指拨动了某根沉寂的弦。
阿黄的耳朵猛地竖了起来。
它抬起头，眼睛亮了那么一瞬，然后那亮光又慢慢暗下去。不是老李。藤椅只是被它碰了一下，不是老李坐上去时那种有节奏的、带着体温的晃动。老李坐藤椅的时候总要先扶着扶手，慢慢地、慢慢地把身体放下去，每往下沉一寸，藤椅就吱呀一声，像是在回应他。等坐稳了，他会把身子往后一靠，藤椅就摇起来，吱呀――吱呀――吱呀――像一首没有词的摇篮曲。
阿黄最喜欢那个声音。夏天的傍晚，老李坐在藤椅上乘凉，它就趴在椅子底下，把脑袋枕在老李的布鞋上。藤椅摇一下，老李的脚就跟着晃一下，阿黄的脑袋也跟着晃一下。院子里的槐树把影子投在地上，蝉在树上叫，老李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儿，藤椅吱呀吱呀地响着。那个声音让它觉得安全，比四面墙更安全，比屋顶的瓦片更安全。
现在藤椅不摇了。
阿黄重新把下巴搁回前爪上，眼睛望着门。它在等那个声音。
下午的光线从门缝里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道金色的线。尘埃在光线里浮浮沉沉，像无数只小小的飞虫。阿黄盯着那些尘埃看了很久，眼睛开始发涩，但它不肯闭。上一次它闭上眼睛再睁开，老李就不见了。
那天的情形它还记着。
不是用人的方式记着――它记不住日期，记不住钟点，记不住刘婶在门口说的那些复杂的句子――但它记住了一切细节。那天老李咳得比平时都厉害，从早上起来就没停过。他坐在藤椅上，一只手按着胸口，另一只手端着一杯水，水在杯子里晃得厉害，洒了一半在膝盖上。阿黄着急地绕着他的腿打转，用脑袋去蹭他垂下来的手。老李的手很凉，比冬天的地板还凉。
后来老李拿起手机按了几下，对着话筒说了几句话。阿黄听不懂那些话的意思，但它听懂了老李声音里的颤抖。那颤抖让它后颈的毛全部竖了起来。然后救护车来了，白色的车身上印着红色的字，车顶的灯转着，发出一声比一声急的鸣叫。两个穿白衣服的人把老李放在一张窄窄的床上抬走了。阿黄追出去，追到巷子口，追到救护车的后门，有一个白衣服的人把它挡开了。老李躺在那个窄床上，歪着头看它，嘴在动，阿黄听不见他说什么，但从嘴型认出了那三个字。
“阿黄，乖。”
然后门就关了。车就开了。阿黄跟在车后面跑了很久，跑到四个爪子都磨出了血，跑到肺像着了火一样疼。但车子还是越变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小白点，消失在巷子的尽头。
回来以后，阿黄就趴在藤椅旁边，没有再离开过。
刘婶每天都来，有时候带粥，有时候带面条，有时候带一些它以前最爱吃的碎肉拌饭。但阿黄总是闻一闻就不动了。刘婶急得团团转，蹲在它面前，把碗往它嘴边推：“阿黄你吃一口，就一口，婶子求你了。”阿黄抬头看她一眼，眼神里的某种东西让刘婶忽然就不说话了。那不是什么凄惨的眼神，也不是什么愤怒的眼神，而是一种平静的、等待的眼神。像是它已经决定了要等，谁也拦不住。
刘婶叹了口气站起来，把碗留在原地，帮老李把堂屋的东西归置了一下。当她拿起搁在茶几上的那个旧相框的时候，阿黄忽然站了起来。
那是老李的相框，木头的，边角磨得发白。里面夹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梳着麻花辫的女人，眉眼弯弯的，笑得像春天的太阳。老李每天晚上都要拿着这个相框看很久，有时候看着看着就笑了，有时候看着看着眼睛就红了。阿黄第一次看到这个相框的时候还很年轻，它以为里面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跳起来想够，被老李一巴掌拍在脑门上。那一巴掌轻得像摸，老李的手掌粗糙但温暖，盖在它脑门上的时候像一片带着温度的树皮。
“傻狗，不能碰。”老李把相框拿在手里，用袖口擦着玻璃上的灰，“这是你妈。”
阿黄歪着头看他。
“算了，你也不懂。”老李笑了，笑完又叹了口气，把相框放回茶几上，揉了揉阿黄的耳朵，“你要是懂就好了，咱爷俩还能说说话。”
刘婶把相框放回原处，擦了擦眼角，又看了一眼趴回藤椅旁边的阿黄，轻轻地关上门走了。
堂屋又安静下来了。光线从门缝里慢慢移动，从茶几腿爬到门槛上，又从门槛爬到门外去。阿黄看着那道光一点一点退走，像一只撤退的军队，把属于白天的领地一寸一寸让给黑暗。它知道天色在变，但它不在乎。它只在乎门外的那个声音。
傍晚的时候，巷子里热闹了一阵。下班的人骑着自行车叮叮当当地过去，小孩子在巷口追跑打闹，不知道谁家的收音机里放着戏曲，咿咿呀呀的唱腔拐了好几个弯飘进堂屋里来。阿黄竖着耳朵听，把这些声音挨个筛了一遍――自行车不是老李的，老李的自行车骑起来会嘎吱嘎吱响，链条掉了好几回；小孩不是老李，老李的脚步很重，右脚落地比左脚响，因为他右腿膝盖有老毛病；收音机不是老李，老李不听戏，老李喜欢听新闻，虽然听着听着就会在藤椅上睡着。
没有一个是老李。
天彻底黑了。阿黄把身体团得更紧了一些，肚子贴在冰凉的地面上，一阵阵地发虚。它已经三天没吃什么东西了，只在刘婶的反复催促下舔了几口水。饥饿感像一条细细的绳子，系在它的胃里，时不时收紧一下。但比起饥饿，另一种感觉更让它难受――那是一种从胸口往外扩散的空洞感，像是有什么东西把它从内部一点一点挖空了，骨头还在，皮毛还在，但里面的芯没了。
它把鼻子凑到藤椅的坐垫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烟草味还在，但比昨天又淡了一些。阿黄伸出舌头，在坐垫上轻轻舔了一下。布面上有老李的味道，咸的，涩的，像老李夏天流的汗。它舔着舔着就停了，把脑袋埋进坐垫里，喉咙里发出一声低低的呜咽。
那是它哭的声音。狗不会流眼泪，但狗会发出这种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断断续续的低鸣。那声音被藤椅的坐垫吸收了，闷闷的，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