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目光没有固定在一个方向，而是像任何一个在等人或正在想事情的人一样，时而看看窗外的街景，时而看看杯中的咖啡液面。

但他的馀光一直覆盖着门口那一带。

一个穿灰大衣的中年人走了出去，手里拎着一只公文包，腰挺得很直。

一个戴礼帽的年轻人进来，在吧台买了一杯东西就离开了。

两个穿西装的洋人在靠里面的位置落座，说着他听不懂的语，声音不高不低。

约摸过了半个时辰，他注意到角落里一个弹钢琴的人站起身离开了座位，琴盖合上之后，咖啡厅里安静了不少，只剩杯碟碰撞和偶尔的低语声。

他的目光扫过门口的时候，捕捉到一个人影。

那个人走进来的时候没有停顿，也没有象其他客人那样环顾四周找座位，而是径直朝他这个方向走了过来。

穿着一件深灰色大衣，领口竖着，脸上架着一副墨镜——在十二月的下午，即使窗外的日光不算亮，也没有谁会无缘无故在室内戴着墨镜。

赵卫东的手在桌面上没有动，握着咖啡杯的把手，指尖贴着温热的瓷壁，没有收紧也没有松开。

那个人走到他桌前，在他对面坐下来，把墨镜摘了，搁在桌面上。

赵卫东看着那张脸。

五官跟记忆中的对得上，但比1945年那次见面瘦了一些，颧骨更突出了，鬓角也有些灰白，但那副金丝边眼镜后的目光还是一样的，平静，带着审视。

“粮仓，”那人开口，声音不高不低，象是在叫一个老熟人的绰号，“好久不见。”

赵卫东把咖啡杯端起来喝了一口，动作没有慌乱，象是在给自己争取一两秒的时间。

“黄先生，你走错地方了。”

黄雀笑了一下，嘴角弯了一个弧度，但笑意没有到眼底，用食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节奏不紧不慢的，象是在打一个无关紧要的拍子。

“六年了，你还是这么警剔。”

“这样挺好，活到现在不是没有原因的。”

赵卫东把咖啡杯放下，杯底碰到托盘的时候发出一声极轻的瓷响。

“你到底想干什么？”

黄雀看着他的眼睛，象是在确认什么答案。

“来跟你道个别。”

赵卫东看着他，没有说话。

黄雀把桌面上的墨镜拿起来，没有戴上，在指间转了一圈。

“你帮我传个话。”

“就说，黄雀要走了，不会再回来了。”

他站起来，把墨镜重新戴上，低头看了赵卫东一眼，然后转身朝门口走去。

步子不急不慢的，经过吧台的时候没有侧头，推开咖啡厅的玻璃门走进了外面灰蒙蒙的天光里。

门在他身后合上，门框上的铃铛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然后整个咖啡厅重新安静了下来。

赵卫东坐在原位没有动。

他把咖啡杯端起来，里面的咖啡已经凉了，他喝了一口，又搁下了。

窗外的街面上，那个穿灰大衣的身影已经走远了，在人流里越来越小，最后被一辆驶过的电车挡住了视线，等电车过去之后，那个方向已经没有人了。

他低头看着桌面，黄雀坐过的那一侧的桌面上，留下了一个极淡的椭圆形水渍——大概是摘墨镜的时候镜框在桌面上搁了一下留下的。

水渍的边缘已经开始变干了，慢慢缩成了更小的一个椭圆，最后只剩一层浅得几乎看不见的印子。

赵卫东站起来，在杯垫下面压了饭钱，转身走出了咖啡厅。

推开玻璃门的时候，门框上的铃铛又响了一声，象是刚才那一声的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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