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都早。

赵卫东推开屋门的时候，院子里的石榴树已经冒出了新芽。

嫩绿色的，在晨光里泛着一层细碎的光，象是有人用笔尖在枝条上点了一下，颜色就沁出来了。

他蹲在灶台前，把火生上。

柴是干的，火苗窜得快，烧水的时候铁锅底部的热气在晨光里凝成白雾，散开之后被风一吹就化了。

何大清端粥过来的时候，站在灶台边多停了一会儿。

他看着院子里那棵石榴树，象在看什么很远处的东西。

“卫东，”他把粥碗搁在灶台上，“你觉不觉得，街上的人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赵卫东接过粥碗。

“怎么不一样？”

何大清想了想。

“前几天我去前门大街买菜，看见几个日本兵在街边抽烟。”

“以前他们看见中国人，眼睛都是横着的。”

“这回他们蹲在墙根底下，看都不看人。”

他顿了一下。

“象是提不起劲了。”

他没有再多说，转身走了。

赵卫东蹲在灶台前，把那碗粥端起来喝了一口。

粥烫，从喉咙一路暖到胃里。

他站起来，走到院门口往外看了一眼。

胡同口那两个穿黑制服的年轻人还在，但站姿比从前松垮了一些。

以前他们站着的时候，腰是直的，帽檐压得很低，目光在胡同里来回扫，象两把钉在地上的铁锹。

现在他们靠在墙根上，一个在打哈欠，一个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象是站累了，又象是觉得没必要再站得那么直。

他回到灶台边，把碗洗了。

接下来的几天，赵卫东开始注意到更多细小的变化。

前门大街上的检查站虽然还在，但查得没有以前那么严了。

以前进城出城的人要被翻遍包袱、搜遍全身。

现在伪军只是看一眼良民证就放行，连藤箱底都不翻了。

黑市上突然多了很多货。

以前紧俏得见不着面的白面、大米，现在好几个摊子上都有摆。

价格也比去年冬天便宜了一些，虽然还是贵，但已经不再让人看一眼就缩手了。

何大清有一天傍晚过来送菜的时候，在灶台边站定。

“卫东，粮价降了。”

他把菜筐搁在灶台上。

“白面降了两成。”

“棒子面降了一成多。”

“我听粮行的人说，城外头运粮的车能进来了，检查站那边不怎么卡了。”

赵卫东蹲在灶台前，把灶膛里的火拨了拨。

“何大哥，你觉得，是不是快到头了？”

何大清沉默了一会儿。

他看着灶膛里烧着的火，火光映在他脸上，把他鬓角的灰白发丝照得透亮。

他看着灶膛里烧着的火，火光映在他脸上，把他鬓角的灰白发丝照得透亮。

“希望是吧。”

他没有再说别的，转身走了。

赵卫东蹲在灶台前，把那壶水烧开，灌进暖壶。

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在石榴树底下站定。

春末的风从胡同口灌进来，带着槐花的甜味和远处谁家晚饭的烟火气，混在一起，不浓。

前门大街的铺子关门的时间比去年晚了一些，街上走动的人也多了起来，小孩在巷口追跑打闹的笑声比以前更响了。

易中海下了工过来，蹲在灶台边，把新到的一批货的帐目说了一遍。

他说完，没有急着走，在灶台边蹲了一会儿。

“赵哥，”他的声音不大，“最近街上的伪军，查得没以前紧了。”

“我们厂里有个工友说，他表弟在城外，看见日本人的炮楼撤了好几个。”

赵卫东把帐本搁在灶台上。

“快了。”

易中海没有再问，站起来走了。

他的脚步声在胡同里响了几声，比平时轻快一些。

隔天下午，赵卫东去了德兴茶馆。

从后门进的，方姐已经在杂物间里等着了。

煤油灯的火苗压得很低，她坐在桌边，手里端着一碗水。

她看见赵卫东进来，把水碗放下。

“你注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