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家在翁心存、翁同书之后，前景最不可限量者，为翁心存的幼子、翁同书的弟弟翁同龢。当曾国藩回北京拜见慈禧与同治时，翁同龢主动上门去与曾国藩晤谈，且谈话过程中，无一字论及往事，从他身上，完全看不到一点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迹象。

翁同龢爱写日记，按其日记所载，当时他所想的，只是往年尚能前往位于家乡江苏常熟的翁氏祖茔祭拜，今年则没法回乡了。至于如何了结翁、曾两家的恩怨，翁同龢虽未挑明，但所写“忠恕二字一刻不可离，能敬方能诚，书以自儆”，却无疑给出了答案。

翁同龢对曾国藩的态度以及其日记所载，被认为是他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已然放弃了对“劾翁案”直接仇主的报复，是公义战胜私怨，时间冲淡遗恨的结果。事实似乎也是如此，翁同龢不但未对曾国藩寻仇，在曾国藩死后，也未对其子孙有任何报复行为。

可惜，翁同龢的胸襟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宽广，恰恰相反，他还以心胸狭窄，性格睚眦必报著称，所谓“好蓄小怨”。小恨小怨尚且牢记不忘，父死兄徙这样的深仇大恩，又岂能不报？

只不过翁同龢作为政治家，又确有其务实的一面。“劾翁案”发生时，翁同龢尚为提督陕甘学政，及至曾国藩进京，他也只不过是国子祭酒。一个没有实权的学官，居于这种身份，翁同龢又怎么敢与湘军大帅，有着中兴元勋身份的曾国藩公然作对呢？

曾国藩死后，曾国荃还是朝中大吏，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亦担任要职，翁同龢要想找曾家的碴，并不比曾国藩生前时容易，再者，这样做，目的和动机也过于明显，无异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翁同龢只能将一腔怒火与怨气，发泄在与“劾翁案”有牵连的其他湘军人物身上。在翁同龢的日记中，有一则记录他怀疑为曾国藩捉笔代写弹章的人，是曾国藩的幕僚徐子苓。这足以证明，翁同龢没有像其所刻意表现出来的那样，对“劾翁案”予以释怀，他不仅相信世传曾国藩的参折为代笔一说，而且对于代笔人耿耿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