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李裕元的第二封复信，“以敌制敌”更是遭到了全面质疑。

李鸿章把“以敌制敌”视为小国自卫之道。李裕元与之意见相左，他认为这是一种大国外交策略，是以实力作后盾的，并不一定适合朝鲜。

李鸿章大谈国际公法，特别提到在不久前的俄土战争中，处于弱势的土耳其争取英国的干涉，使其免于全局惨败，而其他欧洲小国，比如比利时、丹麦等，也都受到国际公法的保护。李裕元则以为国际公法尤其是均势原则，并非朝鲜的护身符，土耳其也好，比利时、丹麦也罢，它们能在大国的夹缝中生存，固然证明了国际公法、均势原则的作用，但这只适用于利益混杂的欧洲，一旦跨出欧洲，国际公法就会变味，近期琉球的亡国便是明证。李裕元怀疑，就算是与西方国家通商，以朝鲜这样比土耳其、比利时、丹麦等更为贫瘠的资源条件，与琉球一样偏僻的地理位置，西方大国会为了朝鲜和日本大动干戈吗？

李裕元对“以敌制敌”的不以为然，让李鸿章颇有无可奈何之感，也使他意识到要想破除朝鲜的保守观念，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不断因势利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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