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西贡条约》不啻是在直接挑战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当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照会中国zhengfu，将条约内容通知总理衙门时，奕立即重申了越南为中国的属国，不过因为当时总理衙门正忙于处理马嘉理案，所以未对法国提出公开的抗议，亦未明确否认法越之间的条约。

此后，越南依旧遣使向中国朝贡，且多次请中国派兵帮其平叛，也就是说，所谓的“越南独立”并未得到两国事实上的承认。法国则由于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受损，一时无力向远东发展，暂时只能对越南采取观望态度，故而也未加以干涉。

从1880年起，法国逐渐从普法战争的挫败中恢复过来，法国国内要求履行《西贡条约》，进兵全越的呼声陡然增大，法国议会随之通过增军拨款案，大批法军陆续开赴越南。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闻讯，一面与法方进行严正交涉，一面电告总理衙门，总理衙门随即上奏，朝廷谕令李鸿章筹商办法。

李鸿章处理外交纠纷，首先是“循理”，非常看重既成条约的有效性。此时已是1881年底，距离《西贡条约》已经七年之久，李鸿章认为，如果中方仍欲对《西贡条约》加以否认，使法越废约，事实上已不可能做到。

经过权衡，李鸿章主张既不直接否认《西贡条约》，也不为宗藩名义与法国做无益之争，而是以武力为后盾，以开放越南通商为手段，通过另一种方式来阻止法国全占越南。后者实际上是李鸿章“以敌制敌”策略的一种运用，他的想法是转而谋求开放越南，使各国都与越南通商，用以掣肘法国，令其不敢肆意入侵北圻。

考虑清楚后，李鸿章即赴总理衙门，提出对策：近年来轮船招商局经常运米到越南，对于往来路径和人情都很熟悉，可添派兵船，随同运米的招商局轮船前往越南红江，在江上游弋，以壮声威；派遣精干得力要员，前往越南侦察法方情形，同时会晤越南君臣，说服他们开放越南，藉以通商自强。

朝廷接受了李鸿章的进，李鸿章随即密电招商局总办唐廷枢、淮将出身的两广总督张树声，让二人分别按计行事。在此之后，他亲自往晤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劝诱英国派使与越南订立通商条约。谁知英国意在入侵缅甸，同时认为法国已占越南南部，北部也在条约之中，英国难以插足，所以兴趣不大，其他国家也都没有跟法国争抢越南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