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慢吞吞地走，一站一站地停，上来的人越来越多，车厢里挤得满满当当的，空气浑浊起来。

到了厂门口，他下了车。

门卫老孙头在传达室里喝茶，看见他，探出头来：“李主任回来了？”

“回来了。孙师傅，刘主任在不在？”

“在，刚才还看见他上楼。”

李大根没去车间，直接上了办公楼。

三楼刘主任的办公室门开着，里面有人说话。

他敲了敲门，刘主任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进来。”

刘主任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堆文件，手里夹着支钢笔。看见李大根，他把钢笔放下，站起来，脸上露出笑容：“大根！回来了？广交会怎么样？”

“还行。”李大根走进去，把包放在地上。

“坐坐坐。”刘主任从桌后绕出来，在沙发上坐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怎么样，签了多少？”

李大根坐下来，从包里掏出那个文件夹，打开。

“胸托五万七千件，面料四千件。这是合同。”

刘主任拿起来看，一份一份地翻，脸上的表情从期待变成惊喜，从惊喜变成不敢相信。他把合同放下，看着李大根：“五万七？”

“对。五万七千件胸托，四千件面料。够新车间干三四个月的。”

刘主任靠在沙发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他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又拿起来喝了一口。

“大根，”他放下茶杯，“你这次去，立了大功了。”

“还没完。”李大根又从包里掏出一份文件，递过去，“刘主任，您看看这个。”

“还没完。”李大根又从包里掏出一份文件，递过去，“刘主任，您看看这个。”

刘主任接过去，翻开第一页。

他看了几行，眉头皱起来，又往下看，眉头越皱越紧，看到最后一页，把文件放下，摘了眼镜，揉了揉眉心。

“这是什么？”他问。

“来料加工的合作协议。香港永泰制衣厂，老板姓王，在香港制衣业做了二十年。他提供设备——一百台日本进口的平缝机，二十台锁边机，十台钉扣机，五套整烫设备。全是八成新的二手货，但比咱们现在用的好得多。”

刘主任没说话，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地敲。

“设备作为投资，运到咱们厂里。咱们用他的设备、他的订单，做白衬衫。加工费三块七港币一件。设备款从加工费里扣，扣完了，设备就是咱们的。”

刘主任的手指不敲了。他看着李大根，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是惊讶，是怀疑，也有一点别的什么。

“设备不要钱？”他问。

“不要。先用，后付。用加工费抵。”

“外汇呢？”

“不用外汇。设备是他运进来的，成品是他运出去的。咱们只出厂房、出人工。外汇结算在香港走账，不占咱们的额度。”

刘主任站起来，走到窗前，背着手站着。

他站了好一会儿，转过身来。

“大根，你这个办法，是谁教你的？”

“没人教。”李大根说。

刘主任走回来，在沙发上坐下，拿起那份协议又看了一遍。

这回看得很慢，逐字逐句地看，看到重要的地方还停下来想一想。

“这个王会长，可靠吗？”

“可靠。外贸部查过他的资信，在香港做了二十年，信誉良好。”李大根从包里又掏出一张纸，“这是外贸部的批复意见，何处长签的字。”

刘主任接过去，看到上面那个红彤彤的公章，眉头终于松开了。

他把纸放在茶几上，靠在沙发上，看着李大根，忽然笑了。

“大根啊大根，”他摇着头，“我让你去广交会，你给我带回五万多件订单，我够高兴的了。你倒好，还给我带回一套生产线。”

“是二手的。”李大根说。

“二手的也是生产线。”刘主任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走了两步，又走回来，“一百台平缝机，加上咱们现有的，新车间能扩一倍。白衬衫的订单，三万件，够干一阵子的了。等设备款扣完了，设备是咱们的，技术是咱们的，工人也练出来了。到时候，想做什么不能做？”

他停下来，看着李大根，目光里的那点怀疑没了，变成一种带着温度的东西。

“大根，这个事，你办得好。”

李大根站起来：“刘主任，那设备到了以后，安装调试的事……”

“我来安排。”刘主任摆摆手，“你跑了一趟，辛苦了，先回去歇两天。设备的事，我来跟外贸部对接。工人培训的事，你来抓。”

“行。”

刘主任送他到门口，拍了拍他的肩膀。

那只手很重，带着一种沉甸甸的信任。

“大根，”他说，“好好干。这个事办成了，咱们厂就出头了。”

李大根出了办公楼，站在台阶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先去车间转了一圈。机器在响，工人们在干活，一切都和走之前一样。老车间的缝纫机嘎吱嘎吱地响，声音刺耳，但听着亲切。新车间安静一些，机器新，噪音小，女工们低着头干活，谁也没注意到他站在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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