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签完的第二天上午，李大根接到了外贸局的电话。

打电话的是昨天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姓孙，叫孙德明，是纺织品进出口处的副处长。

电话里的声音比昨天在会议室里正式了许多，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客气：“李主任，今天下午方便的话，请您来一趟。有些细节，我们还想再了解一下。”

李大根挂了电话，心里琢磨了一下。

签合同的时候孙处长没说什么，该谈的都谈了，该写的都写了。现在又叫他去，恐怕不是细节的问题。

下午两点，他准时到了。

孙处长在办公室等他，屋里还坐着一个人，五十来岁，头发花白，戴着黑框眼镜，穿着灰色中山装，面前的桌上摊着一沓文件，正在翻看。

“李主任，这是我们处的老处长，何国栋同志。”孙处长介绍道，“何处长连夜乘飞机从部里赶过来的，想听听你们这个合作的情况。”

李大根和何处长握了手。

何处长的手很厚实，握得很用力，目光透过镜片看着他，带着一种审视的意味。

“李主任，坐。”何处长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昨天老孙跟我汇报了你们那个合同，我听了很感兴趣。有些问题，想当面请教。”

“何处长客气了，您问。”

何处长把桌上的文件推过来，正是昨天签的那份合同复印件。

他翻开第一页，手指在上面点了点。

“这个模式，设备投资抵加工费，我以前没见过。”他抬起头，看着李大根，“是你想出来的？”

“不全是。”李大根说，“香港那边有类似的做法，叫‘来料加工’。客户提供原料，内地加工，收加工费。我这个是把设备也算进去了。”

“设备算投资，将来用加工费抵扣。”何处长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品味这句话的含义，“这样一来，我们不用花外汇买设备，设备就到了厂里。工人有了活干，产品出了口，外汇进了账。设备钱还清了，设备还是我们的。”

“对。”李大根说。

何处长靠在椅背上，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

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想什么。

“李主任，你知不知道，我们每年为了进口设备，要花多少外汇？”他问。

“不知道。”

“很多。”何处长没给具体数字，“每个厂都跟我们要外汇，要进口设备、进口原料。外汇就那么多，给了这个就给不了那个。你这个办法好，设备不用花外汇，自己就来了。”

孙处长在旁边插了一句：“何处长，还有一个事。王会长那边提供的设备是二手的，八成新，日本货。我问过了，市面上全新的要两千多港币一台，二手的三四百就能拿下来。一百台平缝机，加上锁边机、钉扣机、整烫设备，全套下来，不到十万港币。”

“十万港币，折合人民币四万块。”何处长接过来，“四万块，买一套完整的制衣生产线。”

“而且，”孙处长翻了一页合同，“加工费三块七港币一件。三万件白衬衫，加工费十一万一。扣掉设备款，还能剩一万多港币的外汇。”

何处长没说话。他拿着合同，一页一页地翻，看得很仔细。

翻到最后一页，看到三个人的签名和红印章，把合同放下，靠在椅背上。

“李主任，”他忽然问，“你知不知道，这个合同要是报到部里，会怎么说？”

李大根心里紧了一下，面上不动声色：“请何处长指点。”

“他们会说，这个模式太先进了。先进的东西，有时候是好事，有时候是麻烦。”何处长站起来，走到窗前，背着手看外面，“设备抵加工费，原料换成品，用香港的机器赚香港的钱。这套东西，我在外贸系统干了二十年，没见过。”

他转过身来，看着李大根：“但我要说，这个模式，好。”

李大根松了口气。

“好在哪儿？”何处长自问自答，“好在我们不用出一分钱外汇，就拿到了一套生产线。好在我们的工人有活干了，厂里有利润了，国家有外汇了。好在——”他顿了顿，“好在我们的同志，开始动脑筋了。”

他走回来，在椅子上坐下，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他也没在意。

“李主任，我跟你说个事。”他把茶杯放下，“去年，有个香港商人来谈合作，跟你们这个差不多，也是来料加工。部里讨论了好几个月，最后没批。为什么没批？不是因为条件不好，是因为没有先例。没有先例的事，谁也不敢拍板。”

李大根听着，没插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