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李大根在香港等了整整四十八个小时。

第一天他哪儿也没去，就窝在旅馆里，把这几天的账又重新算了一遍。

四万七千件胸托的订单，利润多少，成本多少，扣掉原料和人工，厂里能落多少。

算完了，又算如果跟王会长合作，成本能压到多少，利润能有多少。

数字在脑子里转来转去，像走马灯似的。

第二天他出去转了一圈。从中环走到上环，从上环走到湾仔，看街上的人，看橱窗里的衣裳，看码头上卸货的工人。

香港的衣服真便宜，橱窗里挂着的衬衫，标价三十几块到四十几港币，款式新，料子也好。

他站在橱窗前看了好一会儿，想着如果内地的人工加上香港的设备，能不能做出比这个更便宜、更好的。

第二天傍晚，王会长派人来旅馆接他。

还是那间办公室，还是那壶茶，但王会长的表情不一样了。

他坐在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摊着一堆文件，有手写的笔记，有打印的报表，还有几张图纸。

“李先生，坐。”王会长给他倒了杯茶，“这两天等急了吧？”

“不急。”李大根坐下来，“王会长有结论了？”

王会长笑了笑，把茶几上的文件拢了拢，靠在沙发上。

他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动作很慢，像是在斟酌怎么说。

“昨天开了个会，来了七八个人，都是做制衣的。”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你的方案，我原原本本地跟他们说了。人工成本、原料供应、设备投资，一条一条地算。”

“他们怎么说？”

“怎么说？”王会长放下茶杯，“吵了一下午。有人说风险太大，内地的政策说不准，万一投进去的钱打了水漂怎么办。有人说值得试，人工差七倍，这个账谁都会算。还有人说，先做小单，试试水，成了再加大。”

李大根点了点头，没插话。

“吵到后来，”王会长看了他一眼，“我说了一句话，他们就不吵了。”

“什么话？”

“我说，你们在座的各位，谁的厂子不是从一台缝纫机开始做起来的？当年能一台缝纫机起家，现在怎么就不敢试了？”

李大根笑了。

“所以，”王会长也笑了，“结论是——可以合作。一步步来。”

他从茶几上拿起一张纸，递给李大根。上面写着一行字：白衬衫，三万件，试单。

“最简单的款式，最没有风险。”王会长说，“白衬衫，男女款都行，全世界都穿。用内地的原料，内地的工人，香港的设备和版型。做出来，先走东南亚市场。成了，再加大。”

李大根看着那张纸，心里算了一下。三万件白衬衫，以新车间的生产能力，不算什么。但这是第一步，走稳了，后面就好说了。

“设备呢？”他问，“内地的设备自动化程度低，做普通面料还行，做精细活差一点。”

王会长靠在沙发上，手指在扶手上敲了两下：“设备的事，我想过了。有两种办法。”

“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