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哥哥走到讲台边，帮他端起搪瓷盘。贾眼镜抬起头看见是他，笑了一下，问他怎么没走。东西哥哥把搪瓷盘稳稳地端起来，放在第一排的课桌上，拍了拍手上的水――刚才端茶的时候溅出来的。

他说那杯咖啡您敬了学生，这杯茶我敬您。

贾眼镜把搪瓷盘推到一边，拉着东西哥哥坐到第一排的椅子上，两个老师坐在空荡荡的阶梯教室里聊天。

窗外操场上有学生在踢球，喊声隐隐约约地飘进来，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贾眼镜问东西哥哥，今天讲得怎么样。他把眼镜摘下来，用手指揉了揉鼻梁上被镜架压出的两道红印。

东西哥哥说后面那一段讲得好――就是那句“这就是咱们的东西，谁也拿不走”。说这话的时候，他的手指在椅子的翻板上轻轻敲着，像是在敲一个只有他自己能听见的节奏。

贾眼镜笑了，笑得眼角的皱纹全挤了出来，像一朵晒干了的菊花。他说那话是跟甄贤婆婆学的。那年他去茶馆喝茶，看见甄贤婆婆在门口洗茶杯，一边洗一边跟他说，无字碑上没有字，可来的人都记住了它。

他当时没听懂，端着茶碗站在门口愣了半天，后来才慢慢懂――有些东西不是刻在石头上的，是刻在人心里头的。刻在石头上的字，总有一天会风化；而刻在心头的字，永远都是新的。

东西哥哥沉默了一会儿，手指不再敲了。他说今天这个讲座，让他想起自己当年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回镇上的时候。一肚子雄心壮志，想做建筑设计，想画图纸，想盖大楼。结果被分到中学教几何，讲台上能讲的能画的就是三角形、四边形、圆等基础的东西，我自己觉得大材小用了，非常不服气。

东西哥那时心里头憋屈，觉得自己满身本事都用不上，十分郁闷。后来是甄贤婆婆跟他说――画三角形也是在盖东西。三角形是几何的根，你把它讲明白了，就等于盖了个地基。有了地基，你以后想盖什么楼都行。

贾眼镜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擦着镜片上的雾气。他的衣角已经磨得起了毛，擦在镜片上发出沙沙的轻响。他说一个人的本事，不在于他手里有多少东西，而在于他能把手里有的东西，做出多少来。甄贤婆婆没读过书，可她比谁都懂做人。她这一辈子，从山上捡回来一个弃婴，把儿子拉扯大，把孙子培养成才。她手里有多少东西？可她把手里这点东西，做出了多少来。

东西哥哥点点头，望着窗外。操场上的学生已经散了，只剩下几只在沙坑边觅食的麻雀。他说教学楼是郑光才捐的。一个在外漂流了四十多年才回来的人，把一辈子的积蓄都给了娃娃们。走之前又请人把镇上的老戏台修了修，说要让唱川剧的有地方唱。

说完这话，他们都沉默了。白果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几片叶子落在操场的泥地上，打了几个旋才停住。

贾眼镜忽然开口了。他说你发没发现，咱们镇上这几个人――甄贤婆婆、郑光才、虚老幺，还有一个你――做的事不一样，可根子是一样的。甄贤婆婆守的是家，郑光才还的是债，虚老幺开的是店，你画的是圆。他说完伸出四根手指，一根一根地掰下来――家、债、店、圆。四个不相干的东西搁在一起，都是在这镇上扎了根的人做的事。

东西哥哥说：“听您这么一讲，我觉得还真是。本来我对教几何没什么兴趣，但因为在黑板上徒手画圆赢得了学生的敬仰之后，我就热爱上了黑板上画圆……”

讲座后不久，虚老幺的咖啡屋里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贾眼镜成了常客。他不再点黑咖啡了――他点了一杯盖碗茶，自己带茶叶，让五娘用热水泡。茶叶是从甄家茶馆拿的，月生伯伯专门给他包了一小包，用牛皮纸裹着，外面扎了一根麻绳。

五娘开始还不乐意，端着咖啡壶站在他面前说这是咖啡屋，不是茶馆。哪有到咖啡屋来喝茶的道理。贾眼镜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说咖啡和茶都是水，水和水之间有什么过不去的。虚老幺从里间走出来，手里夹着香烟，看了贾眼镜一眼，对五娘说给他泡。他要喝茶就给他泡。五娘这才收了咖啡壶，转身去烧了壶开水。

第二件事，是丽媛老师来了。她推开咖啡屋的绿门，门上挂着的风铃叮铃铃响了一阵。她点了一杯拿铁，端着杯子坐到角落里，那是靠窗的位置，正好能看见街对面甄家茶馆门口的两块碑。墙上贴着的邓丽君海报正弯着眉眼，海报的边角已经翘起来了。

老板娘王丽过来问她要点什么，她抬起头说能换个磁带吗。王丽愣了一下，手里拿着的点单本停在半空中，问她换什么。她说张国荣的。王丽走到吧台后面，换了磁带，邓丽君的软绵绵停了，换成了张国荣低沉的嗓音。丽媛低下头，拿小勺慢慢搅着杯子里的奶泡，没有再说话。奶泡在杯子里转着圈，她把勺子搁在碟沿上，对着窗外发了一会儿呆。街对面茶馆门口，月生伯伯正在收门口晾的茶杯，一个一个往搪瓷盘里码。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