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美媛也来了。她穿了一条素净的碎花裙子，布料是她自己买的，自己踩着缝纫机做的。她没有挤到主桌前面去敬酒，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手里捧着一杯茶。

茶是甄家茶馆的老荫茶，她端起来抿了几口，又放下。她没有像上次寿宴那样早早离场，而是一直坐到了宴席散场。散席的时候，她站起来，绕过几张桌子，走到雨花姐面前，忽然伸出手，帮她把辫梢上歪了的红头绳轻轻扶正。

她的手指修长白净，碰到雨花姐被灶火烫出泡的手背时，停顿了一瞬。那一瞬间很短，短到旁人都没注意。然后她笑了笑，说：“挺好的。”说完就走了。高跟鞋踩在青砖地上――笃笃笃，渐行渐远。她背影消失在街角拐弯处的时候，那声音还在巷子里回荡了一小会儿。

丽媛老师是最后来的。她推开门的时候，宴席已经接近尾声。桌上的盘子底都见了油光，只剩下老钱头还在灶上煮最后几碗酸辣汤――汤里的豆腐丝切得极细，在沸水里翻着白浪。

她没有去端菜，径直走到新郎新娘面前，从随身的帆布袋里掏出一束用红纸裹着的野菊花。那花一看就是刚采的，花梗上还沾着没干的泥土，花瓣上的露珠被她一路走来震落了大半，只剩下几颗还挂在水红色的瓣尖上，像没擦干的眼泪。

重阳镇的野菊花漫山遍野都是，没有人拿它当贺礼。可她把这束花捧在手里，端端正正地递给雨花姐。

“山上刚摘的。”她笑了笑，笑里少了些平时的辣劲儿，多了些柔和的纹理。她的短发在新换的衬衫领口轻轻拂动，“别嫌寒碜。这是从白云庵山门外的山坡上采的，静闲师太说那儿的土最养根。我早上去的，赶在露水还没全干的时候摘的。东西哥，花给你，你看着办哈。”她把花往雨花姐怀里一塞，也不等她道谢。

说罢转身从桌上拿了一颗水果糖剥开含进嘴里，腮帮子鼓起一个包。含含糊糊地说了句“走了”，便快步出了茶馆。帆布鞋踩在石板路上，步子轻快得像在操场上盯学生早操时的节奏。风吹起她新剪的短发，像一簇被秋风吹散的野菊瓣。糖果在她齿间嘎嘣响了一声。

金娃子的爸爸和妈妈也来了。爸爸端着一杯茶，对月生伯伯说：“大哥，东西这孩子，从小到大没让人操过心。教书教得好，做人做得正，就这一回差点把自己赔进去。可这一回，也过去了。过去了，就是福。”月生伯伯没说话，只是端起茶碗，和他碰了一下。碗沿碰在一起的声音清清亮亮，像过年时甄贤婆婆在灶前磕开的两个鸡蛋。

散席后，客人们渐渐散去。茶馆里的方桌重新摆回了原来的位置，红塑料布叠得方方正正，留着下次再用。碗筷撤下去，沏上了老荫茶。

东西哥哥走到街口，站在七杀碑和无字碑前面。这是他的习惯――人生每一个重要时刻他都会来这里站一站。月光落在碑面上，七杀碑上的七个“杀”字被月色洗得发白，杀气淡了许多。无字碑上那么多年的空空荡荡，如今被月光填得满满当当。

他从怀里掏出那枚银圆――甄贤婆婆在他考上大学那天给他的，他曾经在无字碑上放了一夜又收回来的银圆。银圆在他指间翻了个身，边齿在月光下闪过一道银芒。他用拇指贴着它温润的币面，轻轻摩挲了一圈。

他想着那个在台湾还没回来的爷爷。当年爷爷立了这块碑，想说点什么，却终于什么也没留下――也许是来不及，也许是说不清。

如今他自己也娶了妻，以后还会有自己的儿女。他想，将来给无字碑补字的时候该刻什么呢。不是“杀”，不是“恨”。或许该刻一个“家”字。他被人从鬼门关拽回来，如今把门打开了――门里有了烟火气，有了另一个愿意和他一起往灶膛里添柴的人。

他把银圆摊在掌心，回头看了一眼甄家茶馆。茶馆门前红灯笼还没撤，映着他奶奶花白的头发――老人家正坐在门口藤椅上，脚边蹲着那只老花猫。映着他母亲那条灰布围裙的裙摆――月生伯母正弯腰收拾桌上的瓜子壳。也映着雨花姐正帮勤杂工抬蒸笼时那个结实宽厚的背影。她把蒸笼抬到后院去――那蒸笼是老钱头的宝贝，竹子编的，沉得很。她脚步稳稳当当，麻花辫在背后一晃一晃，嘴里还哼着一支她自己编的、永远不在调上的小曲。

他忽然笑了。笑得很轻，可月光照在他脸上，把那笑映得清清楚楚。他把银圆揣回怀里，转身往回走。路过走廊那间教师宿舍门口时，他对着门板上自己刻的那枚闲章点了下头。月下，那朱红色的印泥盖在小木牌上早已成了暗色的印痕，分明是五个篆字――何妨一开门主人。

这天夜里，龙门镇的莫愁姑姑也收到了东西哥托人捎来的信。信很短，就是几句家常，说他要娶雨花姐了。字迹是东西哥的端楷，一笔一画都稳稳当当。她借着煤油灯的光看完，把信翻了过去，压在枕下那块红布里――那是当年她从西岭栗子树下被捡回来时贴身裹着的红布。冷姑爷还在往灶膛里添柴，火光把他的侧脸照得明明暗暗。屋里很安静，只有柴火发出的噼啪声。

柴火又噼啪响了两声。冷姑爷抬起头，把手里的火钳搁在灶台边上，对她说：“睡吧，是个好人家。”莫愁姑姑没动，望着灶膛里那簇新燃起的火苗。火苗舔着新添的干柴，越烧越旺。亮堂堂的。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