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抓在栏杆上的手攥紧了，水泥硌得掌心发疼，“胡三德这样子强行欺负她，为什么她不找他算账？”

“因为没有人会信。”东西哥的声音忽然平了下来，平得像一把迟到的刀鞘，把刀刃上的所有余悸都收进了一个人的沉默里。“你想想，胡三德是粮站站长的女婿，雨花姐是麻袋厂的厨娘。如果她把这事闹出去――人家只会说她自己不检点。说她一个从大山里出来的穷丫头，为了在厂里有个靠山，勾引人家有妇之夫。没有人会问是不是她愿意的。灶上的锅铲还搁在她手里，她自己都说不清楚那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心里清楚――往烂泥里再跺一脚，不如忍气吞声。”

我沉默了。走廊外，踢球的孩子们已经散了，只剩操场上零零星星几个捡球的影子。晚风从走廊尽头灌进来，吹得墙上的通知栏哗哗响，几张过期的通知被风掀起一角，啪啪地拍着木板。

“所以她一直瞒着，不敢见你，却又舍不得离开你。”我轻轻地说。

“不是不敢见，是不敢信。”他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擦了擦镜片边缘的汗渍，“她说，从小她娘就告诉她，长得胖不是罪过，最重要的是人要好。人要本分。人被欺负了，只能怪自己没出息。她把自己咽下的委屈全堆在心窝里，以为那就是本分。”

“那你今天怎么跟她说的？”我转过身，和他并肩靠在墙上。

他站直了身子，把后背上那团被汗黏在脊梁上的衬衫拽了拽，发出轻微的布帛声。他轻轻笑了笑，像是在回想刚才在龙门镇麻袋厂宿舍里那场笨拙而认真的对话。他对着走廊尽头缓缓开口，像是在那里还站着另一个人。

“我跟她说，雨花姐，我也不是什么完美的人。我也有自己心仪的女人、也有暗恋我的对象。我们俩本来就没有感情基础，谁能保证自己没有一点过去？我昨天吃了老鼠药，差点死了。我懦弱，我自私，我因为自己的心结差点放弃生命。你过去的事――那不该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就不该你一个人扛。”他的声音沉稳，一字一句像是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几何图，每一条线都必须在对的位置上。

他说，雨花姐当时低着头，手指不停地绞着围裙。那条围裙是食堂发的，蓝布白边，被她洗得发白发毛，边角都起了线絮。过了很久很久，她抬起头来，眼眶里全是泪，可嘴角是笑着的。那笑不是高兴，是被人接住了全部重量之后，才敢松掉最后一口气的笑。

“她说――小东西，那咱们俩，一个吃了假药，一个被人骗――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往后谁也不许再提过去的事。咱们干干净净地过。”

他复述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忽然哽了一下。不是悲伤，是一种被什么东西重重击中之后、差点站不住脚的感觉。他把手扶在走廊的柱子上，手指抠住水泥柱面上的一道裂缝，抠了好一会儿才松开。我把手放在他肩上，他的肩胛骨还是那么硌人。

“东西哥，你们俩――都说定了？”他用力点了点头。然后他抬起眼，看着我，眼睛里有光――不是昨晚那种恐惧的光，不是下午那种迷茫的光，而是一种笃定的、亮堂的光。他眼底那团积了几个月的阴翳终于在这一刻散开了。

太阳最后一道余晖从东山侧峰的豁口里劈下来，恰好落在走廊尽头的墙面上，把那面旧墙照得通红。远处东山的剪影静静地横在天边，接官亭的飞檐在暮色中勾勒出古老的轮廓。

“定了。下个月，在甄家茶馆，办两桌。就请家里人和最亲的朋友。”他把手从栏杆上抬起来，在我肩膀捶了一下，“金娃子，到时候你来给我当伴郎。你可是背过我、把我从鬼门关拽回来的人――必须亲自见证哥哥的幸福。”他说最后一句的时候，声音终于不再压着，放开了一点，落日下整条走廊都有回音。

操场边有人吹起一声悠长的口哨，是体育老师催学生归还器材。他直起身，朝那口哨声传来的方向望了一眼，像是终于听清了明天该往哪里走。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