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老李没能炖骨头汤。

他起得很早，比平时还早。天还没亮透，窗外的梧桐树还笼在一层灰蓝色的雾气里，他就披着棉袄坐在了床沿上。两条腿垂在床边，脚后跟轻轻磕着床板，发出闷闷的声响。阿黄以为他要站起来，蹲在床前摇着尾巴等了一会儿。他没有动。他低着头，双手撑在膝盖上，肩膀一高一低地起伏着，像是刚走完一段很长的上坡路。

“老了。”他自自语，声音轻得像是说给自己的膝盖听的，“以前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现在坐起来都得喘。”

阿黄走过去，用鼻尖碰了碰他的小腿。老李腿上的皮肤凉得让它的鼻头缩了一下。它抬头看老李，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呼噜声，像在问：还早，不再躺会儿？

老李低头看了看它，然后慢慢站起来。骨头节咔嚓响了几声，他扶着床头柜稳了稳，一步一步往厨房挪。脚步很慢，比昨天晚上散步的时候还慢。棉拖鞋在地板上蹭出沙沙的声音，拖沓而没有节奏。

阿黄跟在他后面，尾巴低垂着。

厨房的灯是老式的拉线开关，灯绳尾端系了一颗红色的塑料珠子，已经被摸得褪了色。老李伸手去拉，手抖得厉害，第一次没够着，第二次才把那颗珠子捏在手里。咔嗒一声，昏黄的灯光填满了那个狭小的空间，照在灶台上那口用了十几年的铝锅上，锅盖边缘磕掉了一块瓷，露出底下灰黑色的铁。

筒子骨从冰箱里拿出来，冻得硬邦邦的，表面结了一层白霜。老李把它们放进盆里，接了半盆冷水，然后靠在灶台边上等化冻。他等了一会儿，又咳起来了。这次咳得比昨晚更凶，整个人弯成一只煮熟的虾，一只手撑着灶台边缘，另一只手捂着嘴，指缝间漏出断续的、破碎的咳嗽声。铝锅的盖子被震得嗡嗡响。

阿黄从厨房门口退了一步，又走回来，又退了一步。它不知道该怎么办。它的尾巴完全夹起来了，耳朵向后抿着，贴着脑袋，喉咙里发出一声细弱的、连自己都几乎听不见的呜咽。

它听过很多次咳嗽。从前的咳嗽是老李抽烟抽多了的那种，咳两声清清嗓子就过去了。后来的咳嗽是入秋着凉的那种，咳上一阵子，喝一碗姜汤捂一宿汗也就好了。再后来咳嗽变成了常驻的东西，像墙上那只总也修不好的挂钟，隔一会儿就要响一阵。但今天的咳嗽跟以前都不一样。今天的咳嗽像一把钝刀子，每咳一声就在老李的身体里剜一下。

老李终于停下来的时候，额头上浮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暗哑的光。他慢慢蹲下来――不是弯腰，是蹲下来，膝盖顶着阿黄的脊背，一只手搭在它脖子上。那只手又湿又凉，指节微微发颤。

“阿黄，”他说，气若游丝，“待会儿你自己吃。我――我回去躺躺。”

阿黄没有动。它让他靠着，让他的重量通过那只手传到自己的脊背上，压得它的后腿微微发颤。它感觉到老李的手指在自己的毛发里轻轻抓了一下，那力道很轻很轻，像是连握拳的力气都没有了。然后那只手滑下去，落在它尾巴根的位置，不动了。

老李站起来，扶着墙走回了卧室。

厨房里只剩下阿黄。它蹲在灶台前面，看着那盆泡着筒子骨的冷水。水面浮着几点油星，在灯下泛着彩色的光。火没有开。骨头还是冻着的。泡骨头的冷水渐渐变浑，水面上升起细小的气泡，那是骨头里的血水在慢慢渗出来。阿黄走过去，用鼻子碰了碰盆沿，冰冷的金属触感让它的胡须抖了一下。

它走到卧室门口，往里看了一眼。老李蜷在床上，被子拉到胸口，眼睛闭着。呼吸声粗重而不均匀，像是有一团棉花堵在气管里。他的嘴唇微微张开，干裂的唇缝间呼出滚烫的热气。床头柜上放着那个搪瓷缸子，里面的水已经凉透了，上面漂着一小片不知道什么时候落进去的灰尘。

阿黄趴在卧室门口，把下巴搁在门槛上。门槛是水泥抹的，冬天凉得刺骨。它没有挪开。它看着床上那具蜷缩的身体，耳朵竖着，捕捉着每一次呼吸的起伏。呼吸声弱了就抬头，呼吸声稳了就趴下。这样反复了不知道多少次。

它不懂“病情恶化”这个词。但它知道今天的老李比昨天更轻了，比前天更轻了。那种轻不是体重秤上的数字，是一个人身上的“存在感”在一点一点地变淡，像灶膛里的火慢慢烧成了灰，像搪瓷缸子上的红鲤鱼被岁月洗得只剩一个模糊的轮廓。

中午的时候老李醒了，喝了半杯水，吃了两片药。药片是从一个棕色的小瓶子里倒出来的，他的手抖得厉害，药片在掌心里跳了两下，有一片掉在地上滚到了床底下。阿黄帮他把那片药捡了回来――它用鼻子把药片从床底下拱出来，小心翼翼地衔在门牙之间，放在老李的掌心里。药片沾了狗的口水，亮晶晶的。老李看着那颗药片愣了好几秒，然后把它放进嘴里，和着水吞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