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的时候，护城河边的柳树又开始飘絮了。

阿黄趴在藤椅下面，透过门缝看着巷口那棵老槐树的枝头冒出了嫩绿的新芽。它已经很久没有出过门了――不是不能出门，门并没有锁。老李走的那天，刘奶奶走的时候只是把门虚掩着，怕阿黄跑出去被车撞了。但阿黄并没有跑出去。它每天做的事情几乎一模一样：清早从藤椅上醒来，走到门口闻一闻门缝里漏进来的风，然后在屋里转一圈，闻闻老李的棉袄、闻闻那双后跟磨歪了的布鞋、闻闻灶台上那个很久没有煮过粥的铝锅，最后回到藤椅下面趴好。藤椅下面的地板上，落叶已经堆了厚厚一层，都是它从门口一片一片叼进来的。每一片叶子叼回来的时候都是金黄的、完整的，然后慢慢变枯、变脆、变碎，变成一小撮褐色的粉末粘在地板缝里。阿黄不扫，也不让人扫。刘奶奶有一次拿了扫帚想帮它清理一下，阿黄挡在藤椅前面，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低沉的呜咽――不是凶狠的咆哮，而是那种让人听了鼻子发酸的、近乎哀求的哀鸣。刘奶奶举着扫帚愣了好一会儿，最后叹了口气，把扫帚放下了。

“这狗，成精了。”刘奶奶对着隔壁的王婶说，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阿黄听到，“比人还认死理。”

王婶探着头往屋里看了一眼，看到阿黄趴在藤椅下面，下巴搁在两只前爪上，眼睛睁着，望着门口，一动不动的样子像一尊被遗忘在旧宅子里的小石狮子。“老李走了快四个月了吧？”王婶掰着手指头算了算，“十一月走的，这都三月初了。它还这样？”

“还这样。给它端饭也吃，就是吃得少，原来一顿能吃大半盆，现在吃两口就剩下了。喝水倒是喝得挺多，我估摸着是想把眼泪补回来――虽然也没见它真掉过眼泪。”刘奶奶用围裙擦了擦手，看着阿黄的方向，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你说它知不知道老李不回来了？”

王婶沉默了。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阿黄不会说话，不会问“老李去了哪里”，不会像人一样拉着邻居的袖子一遍一遍地确认“他是不是真的不回来了”。它只是用一种沉默的、近乎顽固的方式，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一件事：等待。它的等待不需要任何人理解，也不需要任何人安慰。它等它的，和这个世界没有关系。

三月中旬的一个早晨，阿黄忽然从藤椅上跳了下来。它做了一个它很久没有做过的事情――走到门口，用鼻子拱开了那扇虚掩的木门，迈出了门槛。

门外的光线刺得它眯了一下眼睛。四个月没有出门，巷子还是那条巷子，青石板路还在，老槐树还在，巷口那家馒头铺还在冒着热气。但很多东西也变了――槐树上的叶子不是去年秋天那些叶子了，青石板缝里的青苔换了新的，空气里飘着的味道也和去年不一样了。去年秋天的风里有煤烟味和老李的烟草味，现在的风里只有一股湿润的泥土腥气，混着远处护城河的水汽和柳絮的清香。老李的味道，已经散得差不多了。

阿黄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屋里。藤椅静静地立在火炉前面，阳光从窗户的缝隙里切进来，在椅面上画出一道明亮的光斑。椅背上搭着老李的旧棉袄，袖子垂下来，被从门缝里灌进去的穿堂风吹得轻轻晃动了一下，像是有人刚把手从袖子里抽出来。阿黄的尾巴尖动了动。它转回头，朝着巷口的方向走了出去。

它走得很慢，和以前跟着老李出门时那种一溜小跑、尾巴翘得老高的走法完全不同。现在的它低着头，步子沉稳，每一步都踩在青石板的中间，像是沿着一条只有它自己能看到的路在走。那条路是四年前老李第一次带它出门时走过的――从巷口出去，右转，沿着护城河边的那条土路一直走，走到歪脖子柳树为止。四年里他们走过这条路多少次？阿黄算不出来。但它记得每一次。下雨天，老李穿着雨靴，它踩在水坑里溅了老李一裤腿泥点子，老李骂它“疯狗”，骂完了又蹲下来用袖子给它擦爪子。大热天，老李拿一个塑料瓶装了凉白开，自己舍不得喝，倒在手心里一口一口喂给它，自己渴得嘴唇起皮也不吭声。刮风天，老李把它裹进棉袄里，只露出一个毛茸茸的脑袋，它把鼻子拱进老李的胳肢窝里，一路走一路打呼噜。每一次，每一个细节，阿黄都记得。它不知道这算不算思念――它不知道“思念”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它只知道心里有一根线，一头拴在老李手上，一头拴在它的骨头缝里，老李不在了，那根线还在，绷得紧紧的，稍微一动就疼。

护城河到了。

河水还是老样子，不急不缓地流着，水面上漂着一层薄薄的柳絮，白花花的，像谁在河面上撒了一把碎棉花。那棵歪脖子柳树还在老地方，树干比以前更粗了一圈，树皮上那个被老李用手指按出来的凹痕也还在，只不过凹痕里面长了一层薄薄的青苔，摸上去滑滑的，凉凉的。阿黄把鼻子凑近那个凹痕，用力地闻了很久。它闻到了树皮的苦涩味，闻到了青苔的腥味，闻到了河水的水腥气，闻到了柳絮钻进鼻腔里那种痒痒的感觉。但它没有闻到它想闻的那个味道。烟草味没有了。老李手指上那股独特的、混合着烟丝和铁锈的味道，已经在这四个月的风雨里被冲刷得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