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祁同伟清楚，上一世高育良对赵瑞龙和自己的许多具体违法行为，确实是不知情的。

祁同伟也曾深深困惑：以高育良的政治智慧和定力，真的会沉迷于一个短期内突击培训出来的“明史爱好者”无法自拔，甚至不惜赌上毕生政治前途？

沉湎于年轻的肉体，逢场作戏或许可能，但结婚领证，并为此精心隐瞒、设置海外信托，这需要何等强烈的动机？

通过与高小琴的接触和侧面观察，他逐渐排除了“纯粹爱情”的可能。

若真是灵魂契合的爱情，怎会常年将爱人安置香港不闻不问，对与她容貌相同的姐姐高小琴在国内抛头露面、周旋于各路商人官员之间也毫不在意？

至于“赵家索要投名状”的说法，也经不起推敲。

赵立春若仅靠掌握下属黑料来驾驭团伙，手段未免太过低端且危险，绝非能走到如此高位的政治人物常态。

更何况结婚的2012年，高育良已经是省委副书记了。

真正的“自己人”联盟，是下级要做好权力的触手。

你捞不捞钱我不管，那是你的本事，也不用给我送钱，我怎么捞你也不用管。

但是在关键的决定上，你要跟随我的步伐；我给你的命令你要执行到位。

这才是合理的、实际的从属关系

如果上级要捞钱，会给你负责的项目，指定某个承包商。

承包商送上级多少钱，怎么送都和你无关。

他的资质手续都齐全，一般也不会偷工减料，你只需要合理合规的把工程交给。

就算暴雷了，你只要不收钱，也能转闲职去养老。

胁迫式的“投名状”，往往只用于控制那些能力有限、别无选择的卒子。

那么，高育良为何会走出那一步？

直到李一清老师初次见到高育良后，那句评价点醒了他：“旧知识分子的清高还未褪尽。”

祁同伟豁然开朗。

他明白了。

当时的李达康，一个能力突出、政绩不俗的实权正厅，仅仅因为未批赵瑞龙的项目，便被迅速调离。

虽然是升职，但是吕州马上就要出成果了，完全可以缓一缓。

这件事，深深震撼了高育良。

它粗暴地打破了他对组织程序、对规则力量的信念。

他内心产生了巨大的不安与动摇，对赵立春所代表的“势”产生了难以喻的畏惧。

如果我调走，是不是就是坐冷板凳了？

他迟早会向赵瑞龙妥协，批准那个项目。

只是，他需要一个能说服自己、维持内心体面的“理由”。

高小凤，恰恰成了这个完美的“理由”与“遮羞布”。

一个“在逆境中仍坚持自学明史的女孩”，激起了他作为学者内心残存的浪漫与“拯救”情怀。

他必须将这场交易，包装成一场超越世俗、不惜一切的爱情。

他需要告诉自己：我并非屈从于权力，并非弯下了脊梁，我依然保持着文人的风骨与情怀，我只是在追求一份崇高的、不容于俗世的爱情。

唯有如此，他才能勉强缝合内心信念与现实抉择之间的巨大裂痕。

所以，他才不仅止于露水情缘，而要真正结婚，并为之安排后路。

这是一种深刻的心理自我保护机制，一种悲剧性的自我欺骗。

想通了这些，他才决定在事后再去见高老师。

坐车抵达市委大楼，熟悉的场景，但气氛似乎已有些不同。

在市委书记办公室外间，他见到了正在忙碌的罗学军。

“小罗，”祁同伟神色平静，语气如常，“高书记在吗？”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