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见到高老师，他依旧保持着儒雅的风度，但祁同伟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同――老师眼窝深处积着一层浓得化不开的疲惫，那不是政务的劳累，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耗损。

那种曾经在汉东大学讲台上挥洒自如、在吕州执掌权柄时志得意满的“意气”，已经黯然失色。

这种状态，甚至比祁同伟记忆中前世那个在沙瑞金高压、侯亮平紧逼、汉大帮风雨飘摇时的高育良，更显得……脆弱。

因为彼时的高老师，内心逻辑是自洽的，无论对错，他有一套自己的信念支撑，脊梁并未真正弯曲。

而此刻，他刚刚在现实权柄的无声威慑下，做出了违背自己原则的妥协，内心的支柱出现了裂痕，正处于信念破碎后、急需寻找新的“合理”解释来修补自我的阶段。

若无人干预，他便会慢慢沉入自己精心构筑的、关于“爱情”与“拯救”的幻梦中去，以此完成心理上的重塑与自欺。

看到祁同伟，高育良脸上露出真切的笑容，那笑容里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寻求慰藉的意味：“同伟，你来了。”

“老师，我来了。”祁同伟恭敬回应，目光温和而专注。

今天的高育良显得格外健谈，一反往日惜字如金、必有物的风格。

他思路时而飘忽，话语间偶有重复，从祁同伟在道口的各项施政举措谈起，事无巨细，如数家珍。

对于做得好的，他不吝赞扬；对于他认为欠妥或有隐患的，更是掰开了揉碎了，为他细细分析，生怕学生不能领会。

这绝非高育良一贯的教导方式。

他素来是“姜太公钓鱼”，点到为止，悟性几分全看个人资质。

此刻这种近乎“保姆式”的倾囊相授，更像是一种情感投射，一种通过全力“教导”得意门生来确认自身价值、寻求内心安稳的无意识行为。

祁同伟眼眶微热。

他听得出，高育良对他远在道口的一举一动，甚至许多细微之处都了如指掌。

这份非同寻常的关注与投入，尤其是在其自身承受着市委繁重工作与李达康双重挤压的近况下，显得尤为珍贵。

话题渐渐滑向汉东大学的旧时光。

高育良此时显得格外念旧，对过往的人与事絮絮叨叨，沉浸在回忆里。

祁同伟始终耐心倾听，偶尔应和，心中却在冷静地等待一个最恰当的介入时机。

对于高育良这样极度重视体面与尊严的学者型领导，哪怕是最善意的劝告，也必须包裹在层层委婉中，绝不能刺伤他那正在敏感重建的自尊。

若让他意识到，自己那因畏惧权势而“弯腰”、乃至落入“美人计”的狼狈真相，已被最得意的学生洞察，此刻信念根基不稳的他，甚至可能走向极端――比如干脆辞职，比如主动向纪委“坦白”以求内心解脱。

话题自然而然地流转到了明史。

无论是吴惠芬的专业，还是高育良的个人兴趣，这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领域。

“我记得老师您曾剖析过，明朝的‘座师’制度，实为派系滋生的温床。”祁同伟适时引导。

高育良果然被调动起来，就着这个话题阐述了“座师”与“门生”在明代官场中形成的特殊利益与情感纽带，如何超越单纯的学术传承，演变为稳固的政治联盟。

“那明朝最有名的一对师徒，恐怕就是徐阶和张居正了。”

“没错，师徒两代首辅，皆于危难之际执掌中枢，影响深远。”高育良的谈兴被引向更具体的历史人物。

“老师如何评价这两人？”祁同伟问得平静，如同一次寻常的学术请教。

高育良略一沉吟，流畅答道：“徐阶此人，以隐忍、权谋著称。他能长期屈身于严嵩父子之下，暗蓄力量，收集罪证，最终联合内廷宦官与清流官，一举扳倒巨奸。掌权后，他着力革除严嵩弊政，起用张居正、海瑞等干臣能吏，为后来的隆庆新政乃至张居正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

他顿了顿，继续道：“至于张居正，手段更为凌厉。他结交司礼监大冯保，以内廷支持稳固外朝权位；驱逐高拱等元老旧臣，确保改革政令畅通；甚至不惜压制路，钳制御史，以掌控舆论。这些手段，自然算不得光明磊落。但他推行‘一条鞭法’、‘考成法’，整顿吏治，充盈国库，任用戚继光等将领巩固边防……确是不折不扣的改革家，于大明有续命之功。”

祁同伟追问道：“这两人，恐怕都难称传统意义上的‘清官’。那以老师之见，他们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呢？”

他特意避开简单的道德标签，直指“功过”这一更复杂的历史评价维度。

高育良眼中流露出思索的光芒，眼神微微闪烁，显然这个问题触动了他当下的某些心绪。

他缓缓道：“总体而……我以为，还是功大于过的。时势艰难，欲成非常之事，有时……难免需用些非常手段。”

祁同伟不等他深入纠结，立刻抛出了准备已久的、真正的问题：“老师，我心中有一个困惑，存了许久，一直想请教您。”

高育良思绪被打断，抬眼看向他，笑道：“哦？什么困惑，但说无妨。”

祁同伟坐直了身体，语气诚恳而略带沉重：

“我出身寒微，但命运垂青，一路总有贵人扶持。大学时有老师您指点迷津，读博时得李一清先生悉心栽培，在经委又有韩慎主任提携关照。因此，虽然这一路走来，也见过不少污浊晦暗，但幸运的是，自身尚算干净，鞋子没怎么沾泥。”

他注意到高育良的神情有了细微的动容，便继续推进，话语清晰而有力：

“可是老师，前路漫漫，天下也并非处处清明。若是以后，我为了心中的理想信念，为了最终想要达成的、于国于民有益的目标，不得已……用了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弄脏了鞋子……那么，后世之人，会不会也能像评价张居正那样，给我一个‘功大于过’的定论？我……还能不能挺直腰杆做人？”

图穷匕见！

我是未来的“张居正”，而老师您，就是此刻的“徐阶”。

我们虽然暂时对“严嵩”（赵家势力）弯下了腰，但是如果我们最终能做出一番利国利民的实事，那么，过程当中的那些“不光彩”，是否可以被理解、被原谅？是否能成为我们最终得以“挺起头”的基石？

高老师的脊梁，与其用虚假脆弱的“爱情”浪漫来支撑，为什么不能用更坚实、更宏大的“家国大义”与“历史功过”来重新锻造？

高育良沉默了。

这明明是一个假设性的、甚至有些空泛的问题，却仿佛一把钥匙，径直捅进了他此刻最纠结、最自我怀疑的心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