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据地回来的第四天，赵卫东注意到林婉清有些不对劲。

她来的时候还是和以前一样，敲门，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书或布袋。

但进门之后，她的话比平时少了。

以前她会问互助社怎么样了，问何雨柱剥蒜剥了多少，问那本《家》有没有读到某一页。

现在她只是坐在灶台边的板凳上，双手搁在膝盖上，看着院子里的石榴树。

象是在看，又象什么都没看进去。

赵卫东蹲在灶台前，把水烧开，灌进暖壶，又倒了一碗端过去。

林婉清接过去，端起来喝了一口，捧着碗没有放下。

碗沿搁在嘴唇边上，象是在借着那一点热气暖一暖自己。

“学校里有什么事？”

赵卫东在对面蹲下来。

林婉清的手指在碗沿上停了一下。

“没有。”

赵卫东没有追问。

他站起来，把锅里的馒头端出来，搁在案板上晾着。

林婉清低头看着碗里的水，象是在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水面已经平静了，没有倒影，也没有波纹。

“卫东，”她开口了，声音比平时小了一些，“你有没有觉得，有些事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是什么人。”

赵卫东把馒头翻了个个儿，在案板上码好。

“什么意思？”

林婉清没有说话。

她把碗放在灶台上，站起来，走到西厢门口，看着那排木架子。

木架子上码着晾干的豆角和辣椒。

她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那些豆角，没有说话，象是要在那排豆角里找到什么字眼。

“我父亲……”她的声音很轻，像怕被风吹散了，“是汪伪政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