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棉花胡同走过去，穿过前门大街，再过一条马路就到了。

前门大街还热闹，铺子没上板，卖东西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一过了马路，街上的气氛就不一样了。

路灯亮着，不是北平城里那种昏黄的灯泡，是电石灯，白亮白亮的，照得街上没有阴影。

路两边是洋楼，红砖的，灰石的，门脸上刻着洋文。

电线杆上挂着日本旗，太阳旗在夜风里飘着。

街上偶尔有日本兵走过，皮靴踩在柏油路面上，咔咔响。

法国兵也有，戴着那种平顶圆筒军帽，帽檐上垂着一块布。

英国兵没看见，应该在

barracks

里没出来。

赵卫东把棉袍的领子立起来，把手插进袖管里，低着头走路。

路过日本兵的时候，步子没变，不快不慢。

日本兵看了他一眼，把目光移开了。

酒吧在一条巷子里。

门脸不大，木头门，门上方挂着一块铜牌，刻着洋文。

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昏黄的灯光，音乐声从里面传出来，爵士乐，萨克斯管在吹，声音不大，闷闷的。

赵卫东推门进去。

里面不大，吧台占了半间屋，酒柜上摆满了洋酒。

几张桌子，铺着白桌布，桌上点着蜡烛。

灯是暗的，蜡烛的光照不了多远。

吧台后面站着一个外国调酒师，黄头发，蓝眼睛，穿着一件白衬衫，袖口挽到小臂。

他用洋文说了句什么，赵卫东没听懂。

赵卫东走到靠角落的一张桌子坐下来。

赵卫东走到靠角落的一张桌子坐下来。

桌上有一张纸条，压在一杯水下面。

纸条上写着“赵先生，请稍候”。

字迹端正，钢笔写的。

他把纸条折好，揣进兜里。

等了大约一盏茶的工夫，一个人从吧台后面走了出来。

三十来岁，中等个头，穿着一件灰色西装，打着领带。

脸瘦长，颧骨突出，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大，但很亮。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皮鞋擦得锃亮。

手里拎着一个棕色皮包，皮包旧了，边角磨得发白，但擦得很干净。

他走到赵卫东面前，把皮包放在桌上，伸出手。

“赵先生？”

“我是宋明远。”

赵卫东握住他的手。

手指修长，指节突出，指甲修剪得很整齐。

握手的力度不大不小，象在试探。

“宋先生，何大哥跟我说过您。”

宋明远在对面坐下来，把金丝眼镜往上推了推。

他把皮包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病历本，搁在桌上。

病历本是协和医院的，白皮，印着红字。

他把手放在病历本上，没打开。

“赵先生，何大哥说您想找我谈点事。”

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咬字很正，象在医院跟病人说话。

赵卫东从怀里拿出一包磺胺，放在桌上。

白纸包着，纸面上印着洋文。

他把纸包推到宋明远面前。

宋明远拿起纸包，翻过来看了看，放在桌上，没打开。

“好东西。”

“从哪儿来的？”

赵卫东没回答。

宋明远看了他一眼，把纸包推回来。

“赵先生，您想要什么？”

“药。”

“磺胺、盘尼西林、奎宁。”

“有多少要多少。”

赵卫东把纸包收进怀里。

宋明远把金丝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擦了擦，重新戴上。

他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

“盘尼西林是军用物资，日本人管得严。”

“协和医院每个月的配额有限，我自己也拿不到多少。”

他顿了顿。

“磺胺能搞到一些。”

“奎宁也能。”

“多少？”

“磺胺一个月二十包，奎宁十瓶。”

宋明远把病历本收进皮包。

“价钱不便宜。”

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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