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学利

红薯，我母乳的源头。红薯地，我生命的胞衣地。有谁见过成山成坡，满窖满屋，比成堆的包谷更为壮观的红薯吗我是在母腹里，最初的胎动中，开始感受到那种浩大的堆积的。妈妈说，我出生前一百天，家中的米坛见了底，正是地里那有点甜的大疙瘩，提供了我生命最初的营养。

所以，从尚是负值的岁数起，我便以一种曲膝的方式，感恩于红薯。

自然而然，当我赤身滚落于稻草，红薯的气息、红薯的味道、红薯的典故，便晃荡开始于生命的摇篮。奶水不足，母亲在很早的时候，便尝试掐一点雪白的绵软的甜，抹向我啼哭的嘴唇。据说，襁褓中的我有时可以吃一大半个。红薯的孩子白胖过了红薯。

大约到了七八岁光景，我开始读懂了薯地，读懂了粮食的基本含义。

薯地的形成极简单。只要碰上雨过地皮湿的天气，薯藤便在乡亲的剪刀中无数次腰斩自己，然后跟着一件蓑衣出门。不需要分行打窝施肥，随意一站，它们便于一日之间占据了一个又一个山头。生命的断章，夜宿山坡，薯苗的成活比白杨还要简约。只需一片叶，两寸茎，便能落地生根。

不消月余，薯藤便与泥土有了千丝万缕的感情。它们随意舒展着，织起了绿色的丰沛。那是穷山恶水间唯一生动的颜色。那时，为便于收割，我们一年要对薯藤进行两次整理，将之摆向同一个方向。在浩瀚的叶海里，我们用跪爬的方式，梳理着村庄辫子。

我们对红薯的料理，一直要持续到冬的深处，直到大山的深意在檐下、屋角、薯窖里堆积如山。那段岁月，也定格了我童年的几个剪影。

放牛的间隙，常有一个单膝跪地，用指头从地之一角刨出红薯，然后在石头上轻轻砸破薯皮，剥皮而啖的少年。那就是我，一个地里蹦出的红薯。

喜欢在某个寒冷的日子里，揭开薯窖的木板。父亲粗大的手将我放进窖封着温饱的巢穴。我便双膝跪在红薯上，捡满一篮，挂好钩子，帮大人提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