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可知这药草也是可以种出来的？”

园林三个人听见这话纷纷低头喝茶，就差对着江瀚说一句“离经叛道”

了。

实际上我国栽培药用植物有相当悠久的历史。

早在2600年以前，《诗经》中即载有枣、桃、梅的栽培，既供果用，又可入药的事情。

嗯，可惜的是作为四书五经之一的儒家必读经典，仍然没有能够让那些腐儒们认真对待“医药”这个事情。

至2000年前的汉武帝时期，药材生产即已初具规模，当时在长安有专门建立引种园。

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也引种了红花、安石榴、胡桃、大蒜等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到关内栽种，丰富了药用植物种类。

等到了公元6世纪40年代，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的时候，当中就记述了地黄、红花、吴茱萸、竹、姜、梔、桑、胡麻、蒜等20余种药用植物栽培法。

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的隋代更是在太医署下专设“主药”“药园师”等职，掌管药用植物栽培并设有药用植物引种园。

同时在隋书中还有《种植药法》等专著。

至于后来公元7到13世纪唐宋时代，医学、本草学均有了很大进步。

如唐代的《新修本草》，著于公元659年。

全书载药850种，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

药用植物栽培也有相应发展，如《千金翼方》卷14即记载有百合的种植法：

“上好肥地加粪熟劚讫，春中取根大者，擘取瓣于畦中种，如蒜法，五寸一瓣种之。”

“直作行，又加粪灌水，苗出，即锄四边，绝令无草，春后看稀稠得所。”

“稠处更别移亦得，畦中干，既灌水，三年后其大如芋，然取食之，又取子种亦得，或一年以后二年以来始生，甚迟，不如种瓣。”

可见当时已有一套完整的栽培技术。

宋代韩彦直在《橘录》一书中记述了橘类、枇杷、通脱木、黄精等数十种药用植物栽培法。

唐慎微在《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一书中收集药物达1700多种，并记述了地黄、牡丹等栽培法。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这部医药巨著中记载药物1892种，并记述了荆芥、麦冬等180种药用植物的栽培法。

同时代有关本草学和农学名著还有：

明代王象晋1621年所著的《群芳谱》、徐光启1639年所著的《农政全书》、清代吴其濬1848年所著的的《植物名实图考》、陈扶摇1688年所著的《花镜》等书都对多种药用植物的栽培法做了详细论述。

可惜的就是无论是传统的文人还是三大家族这种，基本上都不会去专门了解这些东西。

实际上如果不是大衍璇玑图，江瀚也会以为这些药材绝大多数都是天生地长的灵物，不能人工种植呢。

毕竟东北这边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好在经过了江瀚的一番解说之后，袁麟三个人也算是明白了江瀚的意思，知道了这药草确实是能够种出来的。

随即他们就想到了一个问题，既然药材能够种植，那么种植药材是不是也和种庄稼一样是需要特殊的地方和技巧的呢？

袁麟三个人这下总算是反应过来江瀚想要用什么东西来和他们三大家族做交换了。

不过嘛，这里面的得失也确实是值得袁麟他们三个人好好衡量一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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