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学金的事忙完，吴建军的日子难得清静了几天。

赵天宇没再出现。孙德茂的短信晾了一周，那边也没了动静——这种安静比连发十条短信更让人警惕，但陈正宏说晾着就是晾着，对方不吭声咱也不吭声，谁先沉不住气谁就输了先手。面馆的生意稳中有升，王浩的奥特曼账本翻到了第四页，利润那一栏终于从负数变成了正数——虽然不多，但数字前面没有负号，王浩说这是他人生第一次看到自己做的生意真正赚到了钱。

老工业区二期正常推进。老许带着工人做完了基础，开始往上起框架。吴建军每周去两趟，有时候戴安全帽下到沟槽里看钢筋绑扎，有时候就蹲在工地边上吃盒饭。老许说他是他见过最不像老板的老板，他说那正好，他本来也不是老板出身。

周三下午，张老师又打来电话。这回不是汇报助学金的事，是邀请。

“吴先生，下周我们经济学院有个讲座，讲的是城市更新与社区经济——跟您做老工业区改造正好对口。主讲人是省社科院的周明远教授，退休前是省发改委的，对东北老工业城市研究了几十年。您要是有空，可以来听听。”

吴建军本来想推，但听到“周明远”三个字，手指在手机壳上停了一下。他想起之前提到的那位在春城大学旁听的老周——退休干部，第一句话就是“你是那个捐钱的吧”。原来他叫周明远。原来他不是普通旁听生，是省社科院的教授。

“讲座我就不去了。人多，我不自在。”吴建军想了想，“不过你能不能帮我问问——周教授平时在学校有没有课？不用专门给我开小灶，他有课的时候我去旁听一下就行。”

张老师显然没料到这个回答，顿了一下才说：“周教授每周四上午在经管楼有一门本科生的选修课，叫《区域经济与产业政策》。不过那课是大课，一百多人的阶梯教室。”

“那就行。”吴建军说，“人多好，人多没人注意我。”

周四上午，吴建军把比亚迪停在春城大学东门外，步行进了学校。

他穿了一件深灰色夹克，手里没拎包，除了手机和车钥匙啥也没带。走在校园里，周围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有背着书包往教学楼跑的，有骑着共享单车往食堂方向去的，有几个女生坐在草坪边上晒太阳看书。吴建军拉了一下夹克拉链，觉得自己跟这里的气场差了一个辈分。但没有人注意他。在大学里，中年男人不是老师就是家长，没人会多看一眼。

经管楼在校园最里面，一栋老式的五层红砖楼，窗户还是那种推拉式铝合金的，有些玻璃上贴着论文答辩的告示。吴建军找到阶梯教室的时候，离上课还有十分钟。他推开门，从最后一排的侧门进去，挑了个靠墙的角落位置坐下。旁边一个男生趴在桌上睡觉，口水流了一小摊，旁边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豆浆。

前排几个女生在聊天，隐约听见“考研”“春城还是去南方”“老工业区那个项目你知道吗”，然后声音被上课铃盖了过去。

铃声响过，教室前门被人推开。

一个老头走进来。不高，背挺得很直，头发全白了但剃得短，戴着一副老花镜，镜片厚得跟啤酒瓶底似的。他穿一件洗得有点发白的藏蓝色中山装，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布袋子里露出一截保温杯的盖子。他把布袋放在讲台上，掏出保温杯拧开，倒了一杯水。然后他摘下老花镜，也不看讲义，扫了一眼台下。目光掠过最后一排的时候，在吴建军身上停了一秒。只有一秒。然后他戴上眼镜，转身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产业政策”。

吴建军心里咯噔一下。那一秒的对视，让他有一种不太确定的感觉——这老头是不是认出他了？

“今天讲第三章——产业政策的地方性适配。”老周的声音不大，但很稳，每个字都像在嘴里嚼过才放出来的，“你们课本上讲的产业政策，是大框架、大逻辑。但真实世界里，政策落到地方，就像面粉揉进面团——不是把面粉撒上去就行了，得揉。揉不到位，政策是政策，地方是地方，两张皮。”

吴建军靠在椅背上，脑子里跳出来的是老工业区的工地。那十二个亿投进去，市里的政策给了，规划批了，专项工作组也成立了——但真正把政策和工地揉到一起的过程，他每天都在经历。地下挖出抗战地道要文物局审批，原住民安置方案要一户一户谈，连工地边上那家饺子馆的老板娘要不要搬走都谈了三轮。政策是纸上的，面是手上的，中间差着几十道揉面的功夫。

老周在讲台上翻了一页讲义，忽然停下。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他摘了老花镜，看着台下，“春城老工业区改造——你们有人关注过这个项目吗？”

前排几个女生立刻坐直了。有人小声说“就是静桐投资那个”。

吴建军后背微微发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