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把手从隔断上拿开。

然后他把手从隔断上拿开。

“付姐。”

“还有事？”

“昨天在东墙前面，”陈九斤说，“您翻的是这一本。”

付红英的手压在那个合上的本子上。

“这本是我自己记着玩的。”

“上个月十一笔，五十八万。”陈九斤说，“东墙上那张表写的是这个数。”

“对。”

“您那本上写的也是这个数吗。”

付红英没有答。

大厅里那会儿人还不多，最近的一个格子隔着两个空位。

“付姐。”陈九斤说。

“你们有两本账。”

付红英手里那支笔掉在了桌上。

她低头去捡。

捡起来以后她把笔盖扣上。

第一次没扣上，笔盖歪了，她把笔换了个手，重新扣。

第二次扣上了。

她把那支笔放在桌角，然后她的左手伸过去，把那个硬皮本子往自己身后挪。

挪到隔断的角落里，用胳膊挡住。

“你别乱说。”

她说这四个字的时候，声音很低。

说完她抬起头。

她抬头的方向不是陈九斤。

她先往组长台那边看了一眼。

组长台上没有人。这会儿八点十分，梅姐还没有下来。

她看完才转回来。

“你昨天刚来第二天。”她说。

“对。”

“你懂什么。”

“我不懂。”陈九斤说，“我只是看见了。”

“看见什么。”

“梅姐昨天下午在两个本子上记同一件事。红本那一行写了八秒，蓝本那一行写了十几秒。蓝本那一行后面多了四五个字，红本上没有。”

“下班以后红本被人拿上楼了。蓝本她自己收进包里带走的。”

付红英盯着他。

“一本要交，一本不交。”陈九斤说。

“两本上的数要是一样，交一本就够了。”

“不一样才要两本。”

他把那杯水从隔断上端起来。

“我没问您哪一本是真的。”

“我也不打算问。”

“我也不打算问。”

他转身走了。

走了两步他停下来，回头。

“付姐。”

付红英没有出声。

“我不会往上说。”陈九斤说。

“我要是想往上说，我今天就不问您了。”

他回到最后一排自己的格子。

那天上午，他一直在等一件事。

他等付红英去组长台。

九点半，梅姐下来了，坐在组长台上。

付红英没有上去。

十点二十，付红英离位一次，去了厕所。回来的时候她从组长台底下经过，没有停。

十一点，她又离位一次，去了饮水机。饮水机在东边，离组长台六七米。

她接完水回自己的格子。

中午吃饭，她跟另外两个女的一块儿去食堂，回来的时候还是那两个人。

下午两点、三点、四点。

她一次也没有上组长台。

五点下班，她收东西走了。

陈九斤坐在最后一排，把这一天在心里过了一遍。

她没有报告。

一个新来两天的人，当着她的面说破了这件事。

按理说她今天上午就该上去。

她上去只需要说一句话：那个一号楼来的，昨天在东墙前面说表少一栏，今天又说三号楼有两本账。

说完她就干净了。

她没有说。

陈九斤把这件事往下想了一层。

她不说，不是因为她讲义气。

她跟他昨天才第一次说话。

她不说，是因为她要是说了，上面就会问一句：他怎么知道的。

而她答不上来。

或者说，她答得上来，但那个答案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有两本。

她自己那本就压在她胳膊底下。

她一开口，第一个被翻的是她自己那个磨圆了角的硬皮本。

陈九斤把这一条也记下来了。

三号楼不打人。

三号楼靠表。

可这栋楼里每个人手上都有两样东西：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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