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放下的时候，陈树声的手还搭在听筒上，久久不曾松开。

他站在旅馆前台的电话机旁，没有立刻走开。听筒里已经传来忙音，但母亲的焦急、宁儿的哭声、父亲在旁边一句一句的叮嘱，甚至时新雨也被母亲拉着说了几句关心的话，所有的一切都在他脑子里转着，转得他胸口发烫，眼眶也有些微红。

他离开重庆七个多月了。上一次和家里通电话，还是十月份上战场之前。那次说得简短，只说要去执行任务，让家里放心。现在想想，那句“放心”说得太轻巧了。

母亲这几个月是怎么过来的，父亲在生意场上一面撑着局面一面打听他的消息，宁儿又是如何不复以往的活泼。自己于国于民无愧，但对家人来说太过残忍。

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以后不能再这样了。让家人这样悬着心，一次就够了。

转身的时候，马国成刚好走进了宾馆。陈树声朝他点了一下头，两人一前一后回了房间。

“科长，买到了，明天一早的。”回到屋中，马国成掏出了两张车票。

“好，今天就在这里休息。”陈树声接过车票：“国成，有没有家里人的联系方式，去打电话报个平安吧。”

“是，科长。”马国成小跑着出了屋子。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二人准时出发。

从广州出发的时候，车厢里就已经坐满了。沿途各站不断有人挤上来，过道里站着人，行李架上塞满了箱子和包袱。

出了广东进入湖南，车窗外的景色从丘陵变成了连绵的山，又从山变成了平坦的田野。到了湖北境内，江汉平原铺开在眼前，战事尚未波及到这里，仍是大好河山。

车厢里仍旧人员复杂，不少人拖家带口。一路吵吵闹闹，高谈阔论与哀怨彷徨体现在形形色色不同身份的人身上，但话题大多绕不开南京，绕不开“下一步怎么办”。

两天两夜过去，12月20日早晨，火车驶进了武昌车站。

下了火车，陈树声抬眼望去，站台上人挤人，有穿军装的，有穿长衫的，有扛着行李的挑夫，有举着牌子接人的。

出了站，车站前的广场更是一片嘈杂。黄包车排成好几排，车夫们缩着脖子吆喝。街面上人来人往，军装和便装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些是军队的、哪些是机关的、哪些是逃难的。

这座城比他想象的要拥挤得多。南京撤下来的机关、上海撤下来的工厂、从下游涌来的难民，全挤在武汉三镇。街上到处都是临时挂出来的牌子，某某部办事处、某某会登记处、某某报社临时编辑部。

“走吧，”陈树声对马国成说，“回处里。”

马国成在路边叫了两辆黄包车，报了平阅路33号。车夫应了一声，拉起车就跑。武昌的街道不如上海租界宽阔，也不如南京规整，路两边的房子高低不齐，有老式的砖瓦铺面，也有新式的二层小楼。

黄包车跑了一刻多钟，拐进了一条东西向的街道。陈树声在车上打量着两边，平阅路不算长，两侧种着行道树，落了叶的枝丫在冬天的天空下显得很干净。

最终，车夫在一处院子前停了下来。

马国成下了车，提着箱子走到陈树声旁边，看了一眼眼前的建筑，又回头看了看街面，低声说了一句：“科长，这可比南京时规模小多了。”

陈树声没有接话，只说了一句“走吧”，便迈步朝院门走去。

卫兵在翻看陈树声的证件后，立正敬礼：“长官好！”侧身让开了路。

两人走进院子，正对面是一栋两层的小楼，院子里停着几辆黑色轿车，人员不停的进出。

进了楼，陈树声在门厅里停了一步。马国成四下看了看，说：“科长，不知道我们特别行动组在哪里办公。”

话音没落，走廊里迎面低头走来一人差点撞到他身上，那人嘴里说着抱歉，随后抬起了头，眼睛一亮：“马队长！”

然后他的目光移到了陈树声脸上，整个人立刻站直了，声音也高了一些：“科长好！”

马国成转头对陈树声说：“科长，这是我们五队的人。”

陈树声点了点头，问了一句：“我们组现在在哪里办公？”

“报告科长，长官办公室在二楼，队员办公室在一楼。”

“刘长河现在在哪里？”

“在一楼，我带您去。”

三人穿过走廊，在一楼靠里的一间办公室门前停下。那人推开门，侧身让开。

陈树声跨步进去，里面是一间足够容纳二三十人的大办公室，摆了七八张桌子，此刻有七八个队员在，刘长河正站在一张桌子旁边，对着面前几人吩咐着什么，听到门响转过头来，整个人一下子愣住了。

然后他猛地站直了，脸上的表情从愣怔变成了惊喜：“科长！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