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服装厂是父亲余建东三十年前创办的，从台南一个小作坊做到深圳万人规模的大厂。三年前父亲心脏病发，回台湾休养，把大陆的业务全权交给余方。但姐姐余婷婷和姐夫魏志高一直不服气，觉得长子（虽然余方是儿子，但余婷婷是长女）应该继承更多。

“余总，”李翠屏轻声说，“您让我查的事，有结果了。”

“说。”

“过去半年，魏顾问通过三家关联公司，从台达转移了大约八百万资金。”李翠屏打开文件夹，“这是流水明细。另外，余董在上个月私下接触了我们的几个大客户，想让他们把订单转到她新注册的公司。”

余方接过文件，一页页翻看，脸色越来越冷。

八百万。好一个姐夫。

“翠屏，”他抬起头，“你说，我是不是太心软了？”

李翠屏没说话。这种家族内斗，她一个外人说什么都不合适。

“有时候我真羡慕你。”余方走到办公桌前，点了支烟，“简单，干净。父亲是农民，母亲是家庭妇女，哥哥虽然残疾但懂事。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争斗。”

李翠屏苦笑：“余总，我家也有我家的难处。”

“但至少不伤筋动骨。”余方吐出一口烟，“行了，去开会吧。今天这场仗，不好打。”

会议室里，气氛凝重。

余婷婷坐在长桌另一端，穿着香奈儿的套装，妆容精致。魏志高坐在她旁边，胖脸上堆着笑。两人身后坐着一个戴金丝眼镜的律师。

“阿方，来啦。”余婷婷先开口，语气亲切得像在聊家常，“爸昨天打电话，问公司情况。我说一切都好，让他放心养病。”

余方在主位坐下：“姐，直接说吧，今天什么事？”

余婷婷脸上的笑容淡了：“两件事。第一，爸在台湾的医疗费用，还没有报销，都是我垫出来的。第二，”她顿了顿，“我听说你要把公司重心转移到内地，这事我不同意。”

“爸的医疗费，我一直都在付。”余方示意李翠屏把单据拿出来，“这是过去一年的医疗支出，总共一百二十万新台币，全部走公司账。”

“不够。”余婷婷摇头，“爸现在用的是最好的药，请的是最好的护理。我算过，一年至少要三百万。”

“姐，”余方直视她，“爸的病没那么严重。而且他在台湾有医保，有积蓄。三百万，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余婷婷脸色一僵。

魏志高赶紧打圆场：“阿方，你姐也是孝顺。爸辛苦一辈子，现在病了，用点好药不应该吗？”

“应该。但不需要三百万。”余方转向律师，“陈律师，你说呢？”

陈律师推了推眼镜：“从法律角度，公司没有义务承担董事长的全部医疗费用。除非有特别约定。”

余婷婷一拍桌子：“法律法律！你就知道法律！爸还没死呢！”

会议室安静下来。

李翠屏站在余方身后，手心出汗。这种场面她见过很多次，但每次还是紧张。

“第二件事，”余方声音平静，“公司战略转移，是董事会决定的。姐你当时也投了赞成票。”

“我那是被你骗了！”余婷婷激动起来，“你说去内地考察，没说要建新厂！更没说要把总部搬过去！”

“现在内地机会多，成本低。台达要生存，必须走这一步。”

“那台湾的厂怎么办？深圳的厂怎么办？那么多员工怎么办？”余婷婷站起来，“阿方，你不能为了自己的业绩，毁了爸一辈子的心血！”

这话很重。

余方沉默了几秒，也站起来：“姐，你说反了。我是为了保住爸的心血，才不得不转型。你看看报表——”他让李翠屏把投影打开，“过去三年，深圳厂利润率从12%降到4%。为什么？人工涨了，房租涨了，订单被越南、孟加拉抢走了。再不变，台达撑不过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