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芦铁路是块试水石，见朝野尚反应不大，李鸿章便又按计划“得寸进尺”，与奕譞相商，提出将唐芦铁路延长至大沽、天津。1887年春，由奕譞出面，以海军衙门的名义，奏准动工修建，并强调修建这段路是“为调兵运军火之用”。次年，唐津铁路（唐山至天津）告成，总长达到一百三十公里左右，当时西方人就断，它标志着“中国铁路世纪的开始”。

李鸿章亲自乘车视察了唐津铁路，在大感满意的同时，便欲继续以蚕吃桑叶的策略，再把铁路从天津延伸到京城附近的通州。1888年11月，海军衙门以将京畿附近沿海防务贯通一气为由，奏请修筑津通铁路（天津至通州），并得到了朝廷批准。

通州是北京东边的门户，距离北京最近，津通铁路等于是把铁路修到京城门口，天子脚下了。因为顾忌奕譞的缘故，朝中的顽固派原先对李鸿章悄悄修路的做法，只能忍之又忍，不敢大张旗鼓地表示异议，直到修筑津通铁路之议一出，才把他们给彻底惹毛了。一时间，弹章纷起，有的上奏朝廷，对李鸿章加以百般攻讦；有的致函奕譞，想争取他而拆掉李鸿章的后台。

早在奕执掌中枢时期，朝中就已经爆发过一次关于能否修铁路的争辩，当时系以洋务派失败、顽固派得胜而告终。这是第二次大争论。与上次不同的是，主持政局的奕譞坚决支持修路，针对质疑，他解释说，自己早年也曾反对修路，后来却发现只是陈腐之和偏激之论，经过中法战争，自己又亲自到天津海口进行视察，这才明白“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

奕譞态度如此鲜明，使得很多谙熟官场规则的官员，虽然内心反对修路，但表面也不得不含糊其辞，以免得罪奕譞一派，加上在已经修成的唐津铁路的事实验证下，顽固派对于修路的一些耸人听闻的非议，也已不攻自破。于是在大争论中，赞成与反对的力量便逐渐形成了旗鼓相当之势。

面对这种局面，朝廷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了，但机敏的李鸿章看出，慈禧太后已成为关键，只要她点头同意，修路一议便有望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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