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既想打击李鸿章及其北洋系，也希冀着能够削弱后党。他深知亲政后的光绪皇帝要想掌握全部实权，就必须用一场海外战争的胜利来树威，这样的话，慈禧就算再不情愿，也得被迫完全隐退。因此，他一面发动清议，大造主战声势；一面利用帝师身份，积极影响光绪决策对日开战。

在翁同龢和帝党清流的鼓动下，光绪皇帝对于未来的中日之战越来越抱有憧憬，相应地，对军机处及李鸿章的主和之举也愈加不满。在光绪看来，正是军机大臣们一味主和，才导致日本敢于向中国递交“绝交书”，他为此严责枢府“上次办理失当，此番须整顿”。

由于中日态度都趋于强硬，两国关系因此急剧恶化。1894年7月14日，日本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呈送照会，指责中国zhengfu要求日本撤兵乃“有意滋事”，扬“将来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日本zhengfu不负其责”，此即“第二次对华绝交书”。日方举动进一步刺激了清廷，光绪大为震怒，当天即密谕李鸿章，让他速派大军进驻朝鲜。

次日，慈禧与光绪召集军机处、总理衙门相关大臣和各亲王，会商朝鲜事宜。这次会议传达出两个极其重要的信息：其一，清流派受到朝廷前所未有的倚重。作为清流派指点江山的大佬，翁同龢、李鸿藻原本都是军机大臣，但自那一年甲申易枢，两人被双双排除出枢府后，便再也没能回归。这次光绪亲自指定翁同龢、李鸿藻参加枢府会议，翁、李皆为主战派，他们的出现，改变了枢府的既成面貌。中枢原先完全是后党的天下，从此以后，其内部便开始形成了帝、后两党对峙的格局，而翁同龢则从清流派首领，摇身一变，又成为帝党的实际领袖。其二，两位最高决策者，在光绪一力主战后，慈禧也已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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