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人看来，中国水兵军纪散漫、桀骜不驯，到日本滋事，最后竟然还要日本赔款，简直是奇耻大辱。在媒体的大肆渲染夸大下，民众的这种愤恨和受辱感很容易就被煽动起来，并与北洋舰队驶入长崎港后，对其心理所造成的恐慌情绪相结合，形成了一股极其强大的舆论力量。

“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本来就有市场，至此更是成为其主流民意，而大力发展海军，以求在海军力量上超过中国，进而完全打败北洋舰队，则成为日本上至天皇，下至小民的普遍共识。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日本zhengfu把北洋舰队写入了教科书，打败北洋舰队的顶尖巨舰“定远”“镇远”则成为军方和民间的一致口号。

长崎事件发生的当年，即1886年，日本通过了一个全新的造舰扩张案，提出要用三年时间购买或建造更多舰只。随着日本海外订单的猛增，西方向日本出口舰只的销售额大涨。

新的造舰扩张案需要大量资金预算，但此时日本海军的经费却已是捉襟见肘，日本zhengfu国库空虚，也拿不出这笔巨款，无奈之下只得发行海军公债。之后烟草税、药物税也都被投入海军，至1887年，海军经费占岁出的比例，已从上一年的10%跃升至13%。即便这样，仍感军费不足，于是在长崎事件结束后一个月，明治天皇又亲自发布谕令，下令从内库拨款三十万日元，作为海防补助费。

看到天皇竟然主动拿出自己的私房钱用于造舰，日本民众大受触动，他们竞相效仿天皇，纷纷解囊捐款，史称“海防献金运动”。这一献金运动来得很及时，不到三个月，海防捐款总额就达到了一百零三万之巨。海军所需的建设资金基本得到满足，购舰和造舰的速度得到猛烈提升，中日之间无形中的海军军备竞赛也因此变得更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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