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1月，李鸿章在天津主持召开朝美缔约谈判。《朝鲜策略》传入朝鲜后，尽管由于国王李熙的支持，开化派在与保守派的论战中已经取胜，但儒生们依旧纷纷上疏，反对《朝鲜策略》，对于将《朝鲜策略》带入朝鲜的金弘集，他们还要进行弹劾。在这样的国内舆论环境下，朝鲜谈判官员根本不敢在正式谈判中露面，天津谈判实际上成了中美关于朝鲜问题的谈判。

谈判期间，双方进行了长达二十余天的辩论，不出所料，中朝宗藩关系问题成为分歧的焦点。李鸿章按照“不沾不脱”的原则，在草约的第一条中就规定：“朝鲜系中国属邦，而内政外交事宜向来均得自立。”薛斐尔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无论如何不肯答应。

李鸿章权衡后做了让步，最后与薛斐尔议定，条约内虽不载明“中国属邦”，但规定由朝鲜国王另外照会美国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院，声明“朝鲜久为中国藩属，内政外交向来归其自主”，同时条约落款日期采用中国纪年法，写明“光绪八年”（1882年）字样，以显示朝鲜“奉中国正朔”。英国史学家季南就此对李鸿章的外交智慧予以高度评价，认为约定实际就是李鸿章“不沾不脱”原则的扩大版，“朝鲜对中国的藩属关系得到了确认，在这一点上，中国得到了报酬。”

天津谈判结束后，李鸿章将达成的条约稿本交给朝方，由朝方与美国在朝鲜签约。他同时应朝方请求，派马建忠前往朝鲜，协助和指导朝美签约。1882年5月，薛斐尔与朝鲜代表在仁川正式签署《朝美通商条约》，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朝鲜正式对西方国家开放。在此后的几个星期内，英、法、德、意、俄等国也都步美国后尘，以此为蓝本，相继与朝鲜签署了双边通商协议。

至此，李鸿章意欲在朝鲜半岛形成国际均势的目标，得以初步完成。中国一方面在表面上停止了对朝鲜事务的直接干预，但另一方面又顺顺当当地夺回了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中朝关系变得更为紧密，而日本对此却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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