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日报》的广告部，接待的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说粤语，李大根听不懂，只能用的普通话夹杂着手势比划。最后写了张纸条：寻人，娄晓娥，原北京人，约三十岁，六五年底来港。

广告费不便宜，但李大根没还价。登三天。

第一天，没消息。

第二天，还没消息。

李大根有些急了。他不能在香港久留，多待一天就多一分危险。

第三天下午，旅馆前台叫他接电话。

电话那头是个女人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北方口音：“你是……李大根？”

“是我。”李大根心跳得厉害，“你是……娄晓娥？”

“你在哪儿？我过去找你。”

半小时后，娄晓娥出现在旅馆门口。

她变了，又好像没变。头发烫成了时髦的卷发，穿着件米白色的风衣，高跟鞋，手里拎着个小皮包。脸上化了淡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些。但眼睛里那种疲惫和沧桑，遮不住。

两人在旅馆对面的茶餐厅坐下。

下午时分，店里人不多，放着软绵绵的粤语歌。

“你……怎么来了？”娄晓娥问，声音有些抖。

“来看看你。”李大根说，“还有……孩子。”

娄晓娥沉默了一会儿，从皮包里拿出张照片，推过来。照片上是个四岁的小男孩，圆脸，大眼睛，穿着小西装，站在公园里，笑得很开心。

“叫娄晓。”娄晓娥说，“随我的姓。”

李大根拿起照片，手指轻轻摩挲着孩子的脸。像他，尤其是鼻子和嘴巴。

也像娄晓娥，眼睛和脸型。

“他……知道吗？”李大根问。

娄晓娥摇头：“我跟他说，他爸爸死了。”

这话像刀子，扎在李大根心上。

但他知道，这是最好的说法。

但他知道，这是最好的说法。

不然怎么解释？说他爸爸在内地，有另一个家庭？

“你过得好吗？”他换了个话题。

“还行。”娄晓娥喝了口奶茶，“刚来的时候难，人生地不熟，语不通。后来我爸把剩下的钱都换了港币，开了个小酒楼，慢慢做起来了。现在……饿不死。”

她说得轻描淡写，但李大根能想象出其中的艰辛。

一个资本家小姐，带着身孕逃到香港，从头开始，谈何容易。

“你呢？”娄晓娥问，“结婚了吧？”

“嗯，六六年结的。有个女儿，两岁。”

“挺好。”娄晓娥笑笑，笑容有些苦涩，“你总算……安稳下来了。”

两人又聊了些别的。李大根告诉她四合院的变化：许大茂又结婚了，娶了秦淮茹的堂妹；傻柱也结婚了，但没孩子；刘海中断了腿，现在老实了。

娄晓娥听着，偶尔问一句。

听到许大茂的消息时，她冷笑了一声：“活该。”

最后，李大根从怀里掏出个信封，推过去：“给孩子。”

“不用。”娄晓娥推开，“我们现在不缺钱。”

“拿着。”李大根坚持，“是我欠他的。”

信封里是五百块钱——人民币，但在香港黑市能换不少港币。

娄晓娥看着信封，终于还是收下了。

“你什么时候走？”她问。

“明天。”李大根说，“不能多待。”

“嗯。”娄晓娥低下头，摆弄着茶杯，“以后……别来了。太危险。”

“我知道。”

两人在茶餐厅门口分别。

李大根站在路边，看着娄晓娥上了辆出租车。

车子开走前，她摇下车窗，看了他一眼。

那眼神，复杂得让李大根很多年后都忘不掉。

回到旅馆，李大根一夜没睡。

天快亮时，他起身，按照原路返回。

过河时比来时更紧张。

天蒙蒙亮，视野好，容易被发现。

但他运气好，平安到了对岸。

回到广州时，广交会待到结束。

同事问他病好了吗，他点点头，说没事了。

回北京的火车上，李大根靠着车窗，闭上眼睛。

脑子里交替出现两张脸：一张是何雨水温柔的笑脸，一张是照片上那个叫娄晓的男孩的笑脸。

他知道，这一趟，了了一桩心事，也添了一桩心事。。

火车隆隆向北。窗外，南方的绿色渐渐褪去，换成北方的枯黄。

李大根睁开眼，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

生活还要继续。

这就是一九七〇年的秋天。

有人北上，有人南下。

有人在黑土地上挥洒青春，有人在香江畔艰难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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