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根站在门口，看着办公室里的于莉。
他站了好一会儿，没出声。
于莉写完了最后一行，把笔放下，抬起头，看见他杵在门口，一动不动。
“怎么了？傻站着一动不动的。”她靠在椅背上，嘴角翘起来。
李大根走进去，把门带上了。
没插销，只是虚掩着。他在她对面坐下，看着她。
台灯的光照在两个人中间，桌面上那道明显的分界线，一边亮，一边暗。
“接到通知了。”他说。
“什么通知？”
“咱们车间要单独独立出来了。单独建厂。”
于莉手里的笔掉了。
她看着李大根，眼睛一下子亮了，像有人在那两粒黑眼珠里点了一盏灯。
她身体往前倾，两只手撑在桌面上。
“真的？”
“真的。轻工部和外贸部一起管的文件，已经到刘主任那儿了。”
于莉往后一靠，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她看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忽然笑了。
不是平时那种矜持的笑，是那种从心底里翻上来的、压都压不住的笑。
嘴角咧开了，露出一排白牙，眼睛弯成月牙，连耳朵都跟着红了一点。
“这是好事啊！”她声音比平时高了半个调，手在桌面上拍了一下，拍得那本台账跳了跳，“天大的好事！”
“嗯。”李大根应了一声。
“谁是厂长？”她问，声音又恢复了正常，但眼睛里的光还在。
李大根指了指自己。
于莉看着他，看了一秒，也许两秒。
然后她靠回椅背上，两只手交叉抱在胸前，嘴角翘得更高了。
“那我就是副厂长了。”
“应该是这样的。”
“什么叫应该是？”她挑起眉毛，“车间副主任当新厂副厂长，天经地义。你当正的，我当副的，没毛病。”
李大根看着她。
于莉的脸在台灯的光里红扑扑的，眼睛亮得像两颗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黑宝石。
她平时不是这样的。
平时她沉稳、冷静、算账比谁都精。
但现在她笑得像个得了糖的孩子，那点稳重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那你为什么还不高兴？”她忽然问，笑容收了收，眉头微微皱起来。
李大根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
“这事超出我的预料了。”他说。
“怎么超出预料了？”
“我就是想当个车间主任，管管生产，带带工人，安安稳稳的。现在要单独建厂，当什么革委会主任。这摊子铺得太大，收不回来。”
于莉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
然后她站起来，绕过办公桌，走到他面前。
她靠着桌沿，两只手撑着桌面，低头看着他。
“大根，”她叫他，“你知道我当初在仓库里当保管员的时候，想过什么吗？”
“大根，”她叫他，“你知道我当初在仓库里当保管员的时候，想过什么吗？”
“什么？”
“想过这辈子就这样了。数数布匹，记记账，一个月挣三十多块钱，养活自己，够了。”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后来你让我去试制车间，我去了。你让我学技术，我学了。你让我当副主任，我当了。每一步，都超出我的预料。”
她停了一下，伸出手，手指头点在他胸口上，正好点在心脏的位置。
“但每一步，都是好路。”
李大根没说话。
她的话像一根针，把他心里那团乱麻挑开了一个口子。
“我不管，”于莉收回手，站直了，嘴角又翘起来，“反正我很高兴。我也没想到，我还能当个厂领导。”
她转过身，走回自己那边，坐下来，把台账合上，又打开，又合上。
手指头在封面上敲，嗒，嗒，嗒，轻快得像在打拍子。
李大根看着她。
台灯的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笑容还没退，嘴角翘着，眼睛里那盏灯还亮着。
他忽然想起电视剧里的于莉。那个精明、能干、在四合院里算计来算计去的女人，后来开了饭馆，当了老板，一个人撑起一片天。
那时候他觉得，于莉就该是那样的——她骨子里有股劲儿，压不住。
可现在，这股劲儿好像被他带到了另一条路上。
不是开饭馆，是管工厂。
不是个体户，是副厂长。
这路歪了，歪得离谱，歪得他心里发虚。
可于莉不在乎。她高兴得像过年。
他看着她的笑容，忽然觉得，乱就乱吧。
这十年，什么事不乱？六六年不乱？六八年不乱？七一年不乱？他一个人偷偷去香港的时候不乱？在广交会上签订单的时候不乱？哪件事是在预料之中的？没有。一件都没有。
但都走过来了。
“于副厂长。”他叫她。
于莉抬起头。她听出了他语气里的变化，不是刚才那种沉甸甸的、犹豫不决的语气，是一种她熟悉的东西——是他在车间里决定要上新设备时候的语气，是在广州跟王会长谈价格时候的语气。
“李厂长有什么指示？”她配合得很好，语气里带着一点调侃，坐得很直。
“我有些东西，需要给你‘交代’一下。”
于莉看着他，看了一秒，嘴角翘起来。
她站起来，绕过办公桌，走到门口。
手放在门把手上，轻轻一推，门关严了。
插销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响了一下。
她走回来，站在他面前。低头看着他，台灯的光从侧面照过来，照着她的脸，一半亮一半暗。
她伸出手，把他桌上那本台账合上，推到一边。
又把笔放好，把茶杯挪开。
桌面空了，光溜溜的，能照出人影。
“李厂长，”她叫他，声音压低了，“你要交代什么？”
李大根站起来。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离得很近，膝盖几乎碰到膝盖。
她比他矮半个头，仰着脸看他，台灯的光在她眼睛里跳。
“交代工作。”他说。
“那得交代清楚。”她的手搭在他肩上，“一件都不能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