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〇年的秋天，棒梗要下乡了。

这事其实早该来的。

他六八年初中毕业，在家里晃荡了两年，街道办、居委会上门动员了不下十次。

秦淮茹每次都抹着眼泪说孩子还小，再等等，再等等。

等到七〇年，实在拖不下去了——政策摆在那儿，城里没工作的毕业生，一律上山下乡。

“妈，我去哪儿？”棒梗问这话时。

他已经十八岁了，脸上还有少年的稚气，但眼神里多了些这个年纪不该有的东西——是长期吃不饱、看不到出路养成的阴郁。

“黑龙江。”秦淮茹说，声音发颤，“建设兵团。”

“哦。”

他没闹。

院里同龄的孩子，下乡的多了去了。

前院阎解旷去年就走了，去了陕西。

前院老陈家的小子，去了云南。

比起那些地方，黑龙江不算最差——至少是兵团，算半个兵，待遇好点。

秦淮茹背过身去抹眼泪。

她知道儿子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招工？太难了。现在一个正式工作，黑市价炒到一两千，还得有人脉。贾家哪来那个钱？就算有，也没那个关系。

可是话说回来，棒梗下乡，或许也不是坏事。

这孩子，从小手脚不干净，偷鸡摸狗的事没少干。

在院里大家看着，睁只眼闭只眼也就过去了。

可要是在城里待着，没个工作，整天晃荡，迟早出事。去乡下，劳动改造，兴许能把性子扳过来。

这话秦淮茹只敢在心里想，不敢说出口。

棒梗肩上背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里面装着洗脸盆、搪瓷缸、两身换洗衣服。手里还拎着个网兜，装着脸盆、牙刷牙膏。

院里人都出来送。

何大清塞给他两块钱：“孩子，拿着，路上买点吃的。”

傻柱从屋里拿出包馒头，用油纸包着，还热乎：“柱子叔没啥好东西，带着路上吃。”

棒梗低着头，接过东西，小声说：“谢谢。”

秦淮茹一直忍着没哭。

等汽车来了，棒梗上了车，从车窗里探出头时，她才终于忍不住，眼泪“哗”地流下来。

“到了给家写信！”她追着车喊。

“知道了！”棒梗挥挥手。

车开远了，扬起一片尘土。

秦淮茹还站在路口，望着车消失的方向，肩膀一抽一抽的。

阎埠贵媳妇过来拉她：“回吧，淮茹。孩子是去建设祖国，好事。”

秦淮茹点点头，抹着眼泪往回走。走到院门口时，回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胡同。

从此以后，这个家，就剩下她一个女人，带着两个丫头，还有一个婆婆。

日子，更难了。

棒梗下乡后不久，李大根做了一个决定：主动申请去广交会。

秋季广交会十月中旬开幕，棉纺厂要派人参加。

往年都是刘强去，但今年刘强刚升科长，厂里事务多，走不开。

李大根主动请缨，理由很充分：新产品需要技术负责人现场讲解，而且他也该出去见见世面。

刘主任很痛快地批了。

李大根现在是车间主任，业务骨干，出去交流学习，合情合理。

只有李大根自己知道，广交会不是主要目标。

十月十号，他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十月十号，他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同行还有两个技术员，都是年轻人，第一次出远门，兴奋得不得了。

李大根靠窗坐着，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村庄、树木。越往南，绿色越多，天气越暖。

广交会开30天。前十五天，李大根老老实实待在展位，接待外商，介绍产品。

棉纺厂的新款内衣确实受欢迎，尤其是东欧的客商，一口气签了好几个单子。同行的两个技术员忙得脚不沾地，李大根却总有些心不在焉。

第十六天，他跟同事说身体不太舒服，想去医院看看。其实他溜出了宾馆，去了火车站。

去深圳的火车一天只有一趟。

李大根买了票，坐在硬座车厢里，手心全是汗。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偷渡，在这个年代是重罪。

一旦被发现，别说工作保不住，人可能都回不来。

但他必须去。

火车开了四个多小时，下午到达深圳。

李大根下了车，随着人流往外走。

他找了家小旅馆住下，不敢出门，就在房间里等着。

天黑透后，他换了身深色的衣服，悄悄溜出旅馆。

边境线在哪，怎么过去，他早就打听清楚了——花了不少钱，通过黑市的关系。

过程比想象中顺利。也许是运气好，也许是准备充分。

深夜，他趟过那条不宽的河时，河水浸透了裤腿。

对岸就是香港，灯光璀璨，像另一个世界。

踏上香港的土地时，李大根腿都有些软。不是累，是后怕。

他在九龙找了家小旅馆住下，第二天一早，就去找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