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以后，东京变得越来越夸张。

我工作的地方也换得越来越快。

做过仓库，跑过配送，在千叶的冷藏库里搬过冻得发硬的纸箱，也去过车站后场，凌晨四点跟着货车把当天要卖的东西送进柜台。

后来有一阵，我还在歌舞伎町边缘的一间卡拉ok店里做设备维护――当然，是西园寺的。

那家店地方很小，客人却多得吓人。

星期五晚上，门口从八点一直排到凌晨。年轻职员下班以后拎着公文包来唱歌，结账时拿出一叠万元钞票，谁也不问包厢费究竟是多少。

有一次，一家公司包下整层替新入职的员工办欢迎会。

喝到最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走廊里往地上撒钱。

真的是撒。

一张张万元钞票被他揉成团，丢给同事，让他们猜里面包着多少硬币。

店长怕出事，让我和另一个人过去劝。

那年轻人靠在墙上，脸喝得通红，听见我们说别糟蹋钱，竟然笑得直不起腰。

“钱算什么啊，大叔？”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下个月奖金就回来了。”

我低头看着地上的钞票。

那一张，差不多够我和妻子吃半个月。

我忽然很想揍他。

可我最终只是弯下腰，把钱一张张捡起来，交给他的同事。

回南千住的电车上，我一直在想。

如果当年大阪工厂的订单顺利完成，如果日元没有升值，如果我仍然是西园寺家的常务，我会不会也觉得钱不过如此。

答案让我不太舒服。

我大概会。

甚至会比那个年轻人更过分。

因为我有一个更好的姓，还有一群会在旁边替我把浪费解释成气魄的人。

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没钱或许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嗯，也没什么不好的。

……

那几年里，我见过很多发财的人。

开出租车的司机买股票，百货公司的柜员买公寓，工地上的小包工头拿土地做抵押，再借一笔钱去买另一块土地。

银行的人甚至会主动追到现场来，西装皮鞋踩着还没干透的泥，笑着问老板要不要增加授信。

贷款像是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

只要你有一块地，银行便愿意告诉你，这块地明年会更值钱。等它真的涨了，你又可以拿上涨后的估值去借更多的钱。

我以前会把这叫作资产运作。

后来我在仓库里学会了另一个算法。

一辆货车今天只能装这么多箱子。

一个人一个晚上只能搬这么多货。

一间店门口再长，也只能挤进这么多客人。

股票可以在一张纸上翻倍，土地也可以在银行的估价书里翻倍，可人的手臂是不会因为东京地价上涨便突然多出一倍力气的。

这种道理简单得可笑。

我从前却从来没有认真想过。

一九八九年，我已经能在一些临时岗位里带几个人了。

不是因为谁提拔我，只因为干得久，知道货该怎么码，知道新来的工人什么时候会偷懒，也知道领班把进度报得太好看时，应该先去现场数一遍还剩多少箱货。

那一年，日经指数一天一个新高。

休息室里多了一台小电视，午休时大家不看棒球了，开始看财经节目。

有人会在指数上涨时欢呼，也有人拿着报纸算自己昨天又赚了多少。

河野后来买了第二套公寓。

他已经不做配送了，辞职去了房地产会社。临走以前请我喝了一次酒，西装是新买的，手腕上多了一块很亮的表。

“田中大叔，你真的不买吗？”

他还记得我。

“现在不买，以后更买不起。”

我笑了笑，告诉他，我连首付都没有。

他压低声音，说可以介绍认识的信贷会社给我，只要有稳定工作，手续总有办法。

那一瞬间，我又心动了。

我已经欠了很多钱，似乎再欠一点也没什么区别。

而且所有人都在赚钱。

如果整个东京都证明我是错的，一个已经破产过的人还有什么资格坚持？

可我最后还是摇头。

原因一点也不高尚。

我真的借不到钱。

我的名字进过信用记录，工资又长期被债权方扣走。河野认识的信贷会社听完情况以后，很客气地让我回去等消息，然后再也没有联系我。

所以在整个日本都觉得自己会发财的时候，我只能继续搬货。

这件事当时让我非常屈辱。

直到后来，它变成了我这一生最幸运的事情之一。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