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有人看，我就写呗，娱人娱已，不挺好吗？”

王先生说：“你就打算把生命献给头条，献给保姆事业？”

我笑了：“不献给这个，就是献给那个，生命就是用来做奉献的。”

王先生说：“那总得做点值得奉献的呀。总做这一件事，你也不腻歪？再说，你可是作家，你下辈子就这么混呢？”

我心里动了动。

作家俩字瞅着挺带劲，可我是体制外的作家，没有工资。国人都知道什么是体制内，什么是体制外。

我那一千多元的退休金，省吃俭用，我自已够花。

如果想孝敬父母，帮衬儿子一下，那我就必须多挣点。我除了靠写作赚钱，就是出来打零工。这些年，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吗？

对于我来说，我也想写纯文学，也想往杂志上投稿。可现在文学杂志连年撤退，很多杂志停刊了，而写作者却如过江之鲫，越来越多。

写纯文学也很累，一个月好不容易写个中篇，给杂志投稿，有可能半年都收不到回信，有的文章就是泥牛入海，再没音讯。

挣啥钱呢，挣西北风吧。

在头条写作，写好写坏，都能发表出去。有人阅读，我就有点收益。这总好过一天天的抑郁，躺在床上幻想房顶掉馅饼强吧。

写作，有很多种。体制内的人，公文写作也是写作。给领导写发稿，也是写作。

我呢，相比他们来说，自由多了，知足了。

当我把这些话，对王先生说了之后，他点点头：“体制外的人，干啥都不容易，都是失宠的孩子。那你真就不写了？就在头条混？”

我犹豫，其实我也动过写其他长篇的念头。

王先生忽然说：“要是有人找你写传记，你干不干？”

王先生兜了一圈，在这等我呢。

我立马精神了：“需要采访吗？需要录音吗？需要写多少字？给我多少酬劳？稿费分几笔付给我？”

我一笔一笔，跟王先生算：“先付定金，否则免谈。”

这种事情我以前不是没干过，小城市的人，说话办事都可以，一旦动钱，就往后缩，总觉得作家是吃空气活着的，不需要给钱。

王先生笑得哈哈地：“我以为你不提钱呢，没想到，开口就跟我要钱。”

我说：“跟你谈生意呢，这个时候我就是另一种身份，我是商人。不过，事先声明，贪官污吏的传记，给多少钱我也不写，不伺候那个！”

王先生笑着说：“还这么有个性！以为你这个年龄，早就被世界磨平了棱角。”

我说：“这个世界，我无法改变，但它也改变不了我。”

王先生告诉我，他一个朋友的岳父，退休好多年了，打算写个传记。老人家是1930年出生，今年93岁。当年参加过抗美援朝，扛过枪，打过仗。

我对老爷子的故事有兴趣了。

钱的方面，人家说给，但没说给多少。

我对王先生说：“你谈吧，谈成了，给你百分之十。”

王先生说：“百分之十，少点吧。”

我低头看了一眼桌上的残羹剩酒：“那把这桌饭菜算在我账上。”

饭后，王先生送我回家，路上他又把老人家的故事讲了一些，我让他先谈，我暂时不露面。莫测高深的人，都不是第一个露面的。

这天晚上，我想了很多。打开书架，翻看着我搜集来的那一本本的史料。

这些史料里的人物，就一直在泛黄的纸张里躺着，我真想把他们的故事，一个个地写出来。

喝了一点酒，身体好像不那么僵硬。我抻了抻胳膊腿，就睡下了。

夜里，多美好的梦想，也需要白天去付出千倍的努力，才有实现的机会。

但到了白天，我把作家两个字放下，因为，白天我的身份是保姆。

早晨起来，还行，浑身没有不舒服的。看来，不是复阳，昨天下午，是干活累着了。

没病没灾的，还得写呀。写完6000字，再去做保姆。

我按时到许家去上班，发现老夫人发烧了，咳嗽，躺在床上，都咳嗽醒了。

妞妞还好点，在楼上一直睡觉，倒是没听见她的咳嗽。

没看到许夫人，她应该是上班去了。许先生没上班，大哥给他放假，他一直在楼上看护着妞妞。

昨天下午，许先生夫妇吵架，不知道这两口子有没有和好。

大姐在老夫人的房间，陪伴老妈。

苏平已经来了，她今天应该给老夫人按摩。但是老夫人病了，苏平就开始洗衣服，拖地，收拾卫生。

苏平见我来到许家，就说：“红姐，我一会儿洗完衣服，有点事跟你商量。”

吧台的台历上，写了四个菜，一个汤。我打开冰箱，拿肉，拿鱼，择菜，准备午餐。

苏平要跟我商量啥？莫非，他要跟德子修成正果，领证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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