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里的结果，正是蒋含烟想要的，她当即又确定了预约的时间。
挂了电话，她把手机放在桌上，坐在床边，双手交握，低着头，像小时候外婆带她去庙里拜菩萨时那样。她没有信过佛，但她觉得这时候应该说点什么。
“对不起。”她对着空气说。
然后她又说：“谢谢你。谢谢你让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第二天是周六。蒋含烟照常吃了早饭，照常给简鑫蕊回了一条消息：“简总，今天天气好，我在学校看书。”她撒了谎。但她知道这个谎必须撒，因为她不想让简鑫蕊知道，自己凭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麻烦人家，她不想让简鑫蕊为难。这件事，只能她自己扛。
她换了一身宽松的衣服，背了一个小包，把身份证和银行卡装好。出门之前，她站在穿衣镜前看了看自己——脸色有些苍白，但眼睛是亮的。她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对自己说了一句话。
“蒋含烟，你从今天开始，为自己活。”
蒋含烟是坐地铁去的医院。
周六早上的地铁人不算少，她站在车厢中间，一只手拉着吊环，另一只手护着背包。周围的人低头看手机，没有人注意到她，没有人知道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年轻女人要去做什么。她反而觉得安心——被人群淹没的感觉，像是一件隐身衣，把她和肚子里那个小小的存在一起藏了起来。
医院在城东，从地铁口出来还要走十几分钟。她按照手机导航走，穿过一条种满梧桐树的街道，春天的梧桐树已经开始抽芽，阳光从枝叶间漏下来，碎金子一样洒在人行道上。她走得很慢，不是因为身体不舒服，而是她想慢慢地走完这段路，想把每一步都记得清清楚楚。
到了医院，真的有护士在门口接她，把她带进诊室。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医生，戴着眼镜，说话很快但不急躁，问了她几个问题：最后一次月经什么时候？确定不想要了？有人陪你来吗？
蒋含烟一一回答。说到“确定不想要了”的时候，她的声音没有任何犹豫。那个“确定”两个字，她说得很清楚，像是一颗钉子钉进了木头里，干脆，利落。
医生看了她一眼，没有多问，开了单子让她去做检查。b超、血常规、心电图，一项一项做下来，已经是中午了。结果显示怀孕不到两个月，胎儿还很小，医生说手术很快，风险也小，让她下午两点来做。
中间有两个小时的等待时间。蒋含烟在医院附近找了一家小面馆，要了一碗青菜面，慢慢地吃。面汤很烫，热气扑在脸上，她把脸埋在碗口上方，让那股暖意包裹着自己。她没有哭，从昨晚到现在一滴眼泪都没有掉过。她觉得心里有一块地方特别硬，硬到任何柔软的东西都刺不进去。
下午两点，她换上了手术服，躺在那张窄窄的床上。头顶的灯很亮，白得刺眼，她把目光移到天花板上，数那些小小的通风孔。麻醉师在她手臂上扎了一针，冰凉的液体推进血管，她数到第七个通风孔的时候，意识就开始模糊了。
不是完全睡过去的那种感觉。是那种介于清醒和模糊之间的状态——她能感觉到有人在动她的身体，能感觉到冰冷的器械触碰皮肤，但那种感觉隔了一层，像是在水里听岸上的声音，闷闷的，远远的。
然后她感觉到了一种抽离。
不是疼。是一种她说不上来的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从她的身体里被拿走，不是被剪断，是被连根拔起。那个小生命，那个在她子宫里安安静静待了几十个日夜的存在，正在一点一点地和她剥离。它那么小，小到还没有长成人形，小到还没有心跳，可它在那里的时候，她知道它在那里。现在它不在了。
一块肉。不，不是一块肉。是一个小生命。
蒋含烟在麻醉的混沌中想到了这个问题。她的眼角有一滴泪滑下来，顺着太阳穴流进耳朵里，痒痒的。那不是因为后悔，也不是因为悲伤，而是一种她说不出名字的情绪——像是一个人在暴风雨里走了很久，终于推开了自家的门，浑身湿透，站在黑暗的玄关里，不知道该先迈哪只脚。
手术很快就结束了。真的很快。医生说天数少，手术很顺利，出血也不多。护士扶她到休息室躺下，给她盖了一张薄毯子，告诉她休息一两个小时，一切正常后，就可以走了。
她躺在休息室里，周围还有两张床，都拉着帘子。左边的床上有人在低声说话，右边的床上安安静静的，不知道有没有人。蒋含烟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手放在小腹上。那里空了。那种空不是身体上的空，是一种更深处的、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的空。像是一间住了很久的房子，突然把家具都搬走了，四壁空空荡荡，说话都有回音。
休息了三个多小时，比医生建议的时间还要长一些。她不想回到住处的时候天还亮着，她想趁着夜色回去，趁着谁也看不清她的脸色，趁着她可以低着头走路不被人注意到。
傍晚六点多，她从医院出来，天已经暗了。初春的天黑得早，六点钟的路灯已经亮了，橘黄色的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她打了辆车，坐在后排，靠着车窗，看着窗外的车流和灯火一座一座地往后退。南京城的夜晚真好看，到处都是亮的，可她觉得自己像一只被掏空了的贝壳，被海浪冲上了岸，壳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风穿过的时候发出呜呜的声音。
蒋含烟的肚子虽然还有点疼，但她感觉到无比轻松！不仅是身体上的轻松，心理上也放下了一切，从今以后，别无所念，认认真真的学习。
我的另一本书《岁月绳结》也在连载中，欢迎大家阅读，并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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