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这两天里，通政院没有收到任何一道关于“皇帝移居承天宫”的劝谏奏疏。

六部诸司的官员们像往常一样办事，该递公文的递公文，该报账目的报账目，没有一个人在奏章里提到“承天宫”三个字。

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个衙门，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陛下此举不妥”。

就连那些平日里最喜欢在细枝末节上引经据典的御史们，也出奇地安静，像是这件事根本不值得他们费笔墨。

朱厚照一开始有些意外，但仔细一想，便明白了。

原因其实不复杂，甚至可以说很简单。

、接见臣工、整军练武，在承天宫办。大朝贺、元旦朝贺、冬至朝贺、万寿节朝贺，仍御紫禁城奉天殿。

两处宫殿，两种功能，两套体系，互不冲突，互不干扰。这不是要放弃紫禁城，不是要抛弃祖宗基业，只是把日常办公起居从紫禁城搬出来，搬到一个他认为更安全、更方便的地方去。

那些礼仪性质的、需要满朝文武参加的大典，还是在紫禁城奉天殿办，一点没少。

官员们算了一下，觉得这个安排可以接受。

皇帝不是不要祖宗的宫殿了，只是不住在里面了，但还是会在里面举行大典，皇家的体统没有丢，祖宗的规矩没有废，那还有什么好反对的？

（请）

搬入承天宫，定期巡视都督府

这三个原因叠加在一起，便形成了朱厚照预期中的“可能会有人劝谏”最终没有发生的局面。

所有的官员，从六部尚书到最末流的给事中，都默契地保持了沉默。

没有人递折子，没有人上书，没有人引经据典地说“陛下此举不妥”。

通政院的案头上，关于承天宫的奏章堆积为零。

朱厚照知道这件事之后，只是在承天殿的御座上坐了一会儿，嘴角微微翘了一下，没有多说什么。

他不需要多说什么，因为那些官员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表态——他们接受了，或者说，他们不敢不接受。

但朱厚照并没有因为没有人劝谏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他心里很清楚，承天宫是一座安全的宫殿，禁军都督府的大营就在旁边，锦衣卫的岗哨布满了每一个角落，这里的宫女内侍都是经过四重核查之后才放进来的人。

但安全归安全，皇权的根基从来不在宫殿的围墙有多高，而在军队的刀锋有多利。

所以他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每隔六天，便去巡视一趟禁军都督府和中央都督府的军营。

这条规矩从他还在禁军都督府住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执行了，那时候他住在营房里，每天都能看到将士们操练、听到将士们喊杀，对军队的情况了如指掌。

如今搬到了承天宫，离禁军都督府不过一墙之隔，他依然不愿意因为换了住处就放松对军队的关注。

十一月初九，是他搬入承天宫后的上能看到的，是要亲眼去看、亲耳去听、亲身去感受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朱厚照深深记住一句话，那就是：“军权是皇权的根基。”

没有军权的皇帝，就像没有爪牙的老虎，再威风也咬不了人。

而他如今拥有的这一切——承天宫的安全、朝堂上的敬畏、改革推行的底气、天下人不敢仰视的威势——全部建立在那数十万大军的基础之上。

六军都督府的将士，是他最锋利的刀，也是他最坚实的盾。

只要这把刀还在手里，这面盾还在身前，他就什么都不怕。

随着一次次的巡视和亲临，禁军和中央都督府的将士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皇帝的重视。

军饷是按新标准足额发放的，操练的装备是不断更新的，伙食是实打实给足的。

而皇帝本人每隔六天就会出现在他们面前，不是坐在深宫里看奏章，是站在校场上亲眼看着他们操练、和他们说话。

这种被重视的感觉，比任何赏赐都更能让人生出归属感和忠诚心。

因为有些话不需要说出口，行动本身就是最好的语。

十一月十五日，又是巡视日。

这天朱厚照先去了中央都督府，在校场上看了大约半个时辰的操练，又去看了新到的军械——一批刚刚从兵部武库运来的新制长枪和甲胄。

他亲手拿起一杆长枪掂了掂重量，又翻看了一副甲胄的做工，确认没有偷工减料之后，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他骑马去了禁军都督府，在营区里走了一圈，和几个在营房门口晒太阳的老兵说了几句话，问他们天气冷了营房里炭火够不够，被褥厚不厚。

老兵们说够，陛下放心，今年的炭火发得比往年早，被褥也是新絮的。

朱厚照点了点头，没有再问别的，骑马返回了承天宫。

从承天门到承天殿，这段路他走了无数遍，但每一次走的时候，心里都会生出一种踏实感。

这种踏实感不是来自宫墙有多高、守卫有多严，而是来自他刚刚离开的那座军营——那座军营里的将士们，是他在这个天下最坚实的倚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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