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兵。”
“不是，豺。”
“不是，豺。”
老者愣在原地，回去跟街坊学这句话，学不全，只记住了一个“兵”字。可就这一个字，那几日，在博多城里私下传遍了。
当日的战报，当晚，发回了长安。
战报上的数字，兵部照例核了两遍：联军三万，殁于滩头者三千一，追猎于道者四千余，溃散万五，收监三千七；唐军伤亡，伤二百余，阵亡，十九。
十九。
电报的末尾，李绩亲笔附了一句：“阵亡的十九人，十四人殁于滩头第一阵，五人殁于巷中残敌。名单随报。”
“另：联军统帅，西境第一豪族之家督，被俘。筑前家督，殁于滩头。”
长安的广播，次日清晨播了这份战报。传音柱下，听完“阵亡十九”四个字，满城的百姓，先是静了静。这些年，他们听惯了“阵亡无”的战报，可这一次，到底是跨海的第一仗。
这一夜，博多湾的火，渐渐熄了。海面上，舰队的灯火，连成一片，倒映在退潮的滩涂上，像另一座，不夜之城。
……………………
贞观二十年，二月至三月。
博多城破的第三日，唐军的第二道军令，贴遍了全城。
这道军令，只有四个字：清册，搬城。
军令的细则，是李泽轩亲拟的，叫《搬城十四条》。十四条，条条分明：
粮米，起运，充军资，济降民；府库金银，登记造册，封箱上船；寺社铜佛、铜钟、铜器，尽数拆运，此为军资，熔了，就是炮料；武库刀甲，收缴回炉；船坊的船材、船具，拆装上船；匠人，船匠、铁匠、木匠、漆匠，登册，愿随船东去者，给安家银，月给工钱，与唐匠同酬；不愿者，登记在册，予路费，放归……
军令的末尾，一行小字：“民户私财，分毫不动。动者，军法处置。”
军令贴出的当日，博多城的百姓，在门缝里，读了整整一天。
起初，人人以为，城破之后的第二幕，该是抢掠了。三百年来，这座岛上的战争规矩，从来如此：城破，兵抢，烧杀三日。有几户人家，连夜把闺女送进了山里，把细软埋进了灶下。
可一夜过去，唐军的兵，连一户民门，都没敲。
第二日，唐军的巡兵，在街面上，立了三块木牌。头一块，写着军令十四条的摘录；第二块，写着举报的规矩，“唐军扰民者，可扭送任何一处军营，查实，赏”；第三块，最简单，就一行字：
“大唐的兵，不抢民户。”
第三日起，博多城的门，一扇一扇开了。有胆大的商贩，头一个挑着担子，到唐军的营门外支起了摊，卖腌萝卜。头一天，没人买；第三天，唐军的兵，排着队来买，一文钱一撮，给得爽快。这条街，后来成了博多最热闹的市街。
搬城，从第三日的清晨，开始。
第一车出城的，是粮米。
博多的官仓，被联军搬空了大半。剩下的，加上从各家豪族庄园起获的存粮，装了整整四百车。
第二拨，是府库。
联军统帅的居城，当日被抄。金，银，铜钱，锦帛，一箱一箱，抬出来的时候，围观的博多百姓，倒吸凉气。他们头一回知道，自家头顶上的大人们这么有钱。
司官的册子，一页一页地记：金，折重几何；银，折重几何；哪一家豪族的赃，原封贴签。签上，写着这家豪族历年劫掠唐境的“股”。
第四条军令的执行，闹出了此战之后，最大的一场风波。
寺社的铜佛。
博多一城，大小寺社，四十余座。拆佛的消息一出，寺社的僧众，跪满了街头，为首的老僧，捧着寺里的镇寺之宝，一尊三丈高的铜佛的缩小样，跪在唐军的辕门外，三日不起。
老僧的汉话，说得很流利：“佛，乃西方之圣。唐人亦礼佛。何以，拆佛？”
李泽轩亲自见的他。
“大师。”李泽轩指了指那尊小铜佛，“这尊佛，多少斤铜？”
老僧一怔：“……约，三百斤。”
“三百斤铜。”李泽轩点头，“在贵国，是豪族们化了铜钱、聚了铜料，铸起来供在寺里，求的是来世。”
“在大唐，三百斤铜，能铸两门炮。”
“两门炮，护的是千万人的今生。”
他顿了顿，放缓了声音：“大师，佛在心中，不在铜里。铜佛搬走了，佛，搬不走。你们的寺，一间不拆；你们的经，一卷不焚；你们的僧，一个不动。”
“大唐搬走的，是铜。留下的，是你们的信仰自由。”
搬城，整整搬了二十日。
第二十日，最后一箱封好的银箱，吊上运输舰的时候，苏定方与李绩，立在码头上，看着满载的船队，出了半天神。
苏定方忽然，说了一句实话：
“大帅，末将打了半辈子仗。头一回明白安国公那句：打仗不抢，等于白打。”
李绩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又缓缓地，摇了摇头。
老帅压低了声音，“回朝别在御史面前说。”
两个人，对视一眼都笑了。
两个人，对视一眼都笑了。
船队回航，是三月中旬的事。
四十条运输舰，满载着博多的“账”，顺风，两日，抵登州。
登州港，早就备好了。户部的司官，带着一百二十名秤手，一百二十杆官秤，从第一条船靠泊，称到第四日。
那三日，登州港成了天下最大的集市。
码头上的银箱，一箱摞一箱，垒成了一座座小山；官秤的报数声，此起彼伏，从天亮，响到天黑，又从天黑，点到天亮。户部的司官们三班倒，秤手们的嗓子，全喊哑了。有老秤手干了一辈子户部，称到最后，手都是抖的。不是累的，是，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银子。
围观的百姓，里三层，外三层。登州的父母官怕出乱子，调了兵来维持，可百姓们什么都没干，就是看。看银箱下船，看过秤，看封条，看一车一车的铜料，拉向船场的货栈。
有从内地赶来跑腿的商人，看完，连夜写信回家，信里就一句话：
“别攒银子了。”
“倭国一城之银，已抵咱们一州十年。往后这银子，得照着大河的水，往咱大唐流。”
称出来的数字，报进京的时候，户部尚书，先是不信，核了两遍，才敢呈御前：
仅博多一城，府库并联军统帅居城抄没，金银，折钱，四十八万贯；铜料，含铜佛铜钟，二十一万斤；粮，十二万石；另，船材、武库、锦帛，折钱，又十余万贯。
四十八万贯，什么概念。北伐突厥，倾国之力，军费折钱，三百万贯；此战，大唐的军费，还不到一百万贯。
一座城，搬回来一半。
《东征分赏令》，随军报，昭告天下：此战所获，三成入国库，一成留军资。余者，按功，分赏全军。
“随军府兵，人分银，十两。”
“阵亡将士，抚恤，翻倍；其子，入官学；其家，免赋役，二十年。”
分银的那一日，登州港，支起了几百张长案。将士们排着队，按名册领银，十两一封，红纸包着，官秤，当面称。
有个陆营的老兵，领了银，掂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忽然哭了。
管分银的司官问他哭什么。老兵抹了把脸：“俺爹，当年跟突厥人打仗，一人，赏两匹绢。绢上，还有烧的洞。俺这一仗，银的。”
“俺儿子下个月，满十六了。”
“俺回去，就送他投军。”
《大唐日报》把这段话，原样登了出去。标题，是编辑自己加的，五个字：
“打仗，能分钱。”
这五个字，比任何招兵的告示都好用。此后三个月，登州、洛阳、太原各地的募兵司，报名的青年，挤破了门。兵部的官员感慨：“从前募兵，要宣讲忠义一个时辰；如今，把报纸往门口一贴。”
分银的长案边上，另设了一张案，案上，没有秤，摆着十九个红布包。
那是阵亡十九人的抚恤：每家，银一百两，绢五十匹；敕令里那三行，其子入官学，其家免赋役二十年，用金字誊在红布上。
十九个红布包，由军中派专员，一个一个，送回了原籍。送抵洛阳的那一份，属于一个并州农家子，滩头第一阵，殁于最前的那个队正。专员进村的那日，全村人跟在后面。孩子的娘拆开红布包，没哭。她不识字，村里的老儒，把金字一行一行念给她听。
念到“其子入官学”一句，老儒的声音，顿了顿。妇人才问：“官学……是什么学？”
“是，云山那一脉的学。”老儒说，“不要束脩，管吃管住，出来的娃娃，会算学，会格物，进工坊，进军中，都有前程。”
妇人把红布包，抱在怀里，抱了很久很久。末了，她朝着东方，儿子殁身的方向，说了一句话：
“值了。”
“娘替你，把这个前程，收下了。”
而在长安，甘露殿。
李二案头，摆着两样东西：一样，是户部的银账；一样，是鸿胪寺刚转呈的，倭国王廷的求和国书。
国书写得很长，很卑微：谢罪，请和，愿称臣，愿纳贡。遣使的规格，一提再提。
可李二读完，只问了一句：“他们的使者，行礼了没有？”
鸿胪寺的官员答：“行了。可是，行的是揖礼。膝盖，没弯。”
李二笑了。他提起朱笔，在国书的末尾，批了四个字。
这四个字，次日随着电报，发到了博多，送到了李绩、苏定方、李泽轩的案头：
“先挖一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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