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竺万金是谁吗？”他压低声音，把我们几个男生召集到操场角落。

“谁？”

“郑校长的小舅子。郑校长的老婆，姓竺。”

我们面面相觑。赵二宝挠了挠头：“那又怎么样？小舅子就该当年级组长？”

“你傻呀。”刘二娃翻了个白眼，“校长大人的小舅子要当年级组长，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否则校长大人回家，耳朵都要被校长夫人掐成两三瓣儿！”

李三娃在旁边补了一句：“怪不得。竺万金那个水平，写一封信有七十二个错别字，讲三句话要打两个疙瘩。除了会喝酒、会摆谱，别的什么都不会。这种人也能当年级组长，天理呢？”

“天理在校长夫人的手指头上。”刘二娃学着大人的样子叹了口气，“还有人说，咱们学校的虚副校长――就是虚玉华的叔叔虚怀竹――除了喝酒和拍马屁是一流之外，其他的一窍不通。可人家有个当镇长的姐夫哥贾为精，所以水到渠成地当上了副校长，还经常在朝会课的庄严讲台上语无伦次、耀武扬威地向同学们训话。”

我们听得心里头堵得慌。那时候我们还小，不懂什么叫“关系”，什么叫“背景”，什么叫“裙带”。可我们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世上好像有两套规则――一套写在纸上，叫“德才兼备”；另一套藏在暗处，叫“朝中有人”。

德才兼备不一定真的有用，但朝中有人确实管用且实用。

朝中不但要有人，还要有亲人、掌握着实权的亲人……

那天放学后，东西哥哥没有回寝室。他一个人走到了街口的七杀碑前，站在那里，望着碑上那七个“杀”字发呆。

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青石板街道上，像一道细细的裂缝。

我悄悄跟在他后面，躲在榕树后头，不敢上前。他在碑前站了很久，然后伸出手，摸了摸碑上那些被风雨磨得光滑的裂纹。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在说什么，可我没听清。

后来，他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是那颗曾经从无字碑上滑落过的甄贤公公留给她的银圆。他一直带在身边。他用手指摩挲着银圆上的纹路，月光照在他脸上，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疼。

“爷爷，”他轻声说，“您当年立这块碑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这世上的事情，有时候不讲道理？”

石碑无。夜风吹过，大榕树的叶子沙沙作响。

竞选年级组长失败这件事，对东西哥哥的打击，比我们想象的要大。不是因为他多在乎那个头衔，而是因为失败的原因――不是他不够好，而是竺万金有一个当校长的姐夫哥。

这就好比两个人赛跑，你拼命跑到了终点，抬头一看，对手是坐着车子到的。人家都站在领奖台上多时了。

裁判还笑眯眯地对你说：“重在参与嘛，不要气馁，下次努力。”

东西哥哥没有怨天尤人。他只是把那股子憋屈，全化成了干劲。他在班会上对我们说：“同学们，期中考试我们拿了年级第一。期末考试，我们还要拿全县第一。”

全县第一？我们听了都倒吸一口凉气。全县有多少中学？少说也有五六十所。其中县城里的实验中学、师范附中，哪个不是师资雄厚、生源过硬？咱们一个乡镇中学的普通班，拿什么跟人家比？

可东西哥哥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面亮晶晶的，那光我们认得――跟他在讲台上画圆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知道这很难。”他说，“可难，不等于做不到。你们信不信我？”

“信！”全班齐吼。

从那天起，三班进入了“战备状态”。东西哥哥把历年中考的试卷全翻了出来，一道一道地分析，总结出题规律。他编了一套又一套的练习题，每天晚上刻钢板、推油印机，印出一张张散发着油墨味儿的卷子。他的小平头上经常沾着油墨，手指头也是黑的，可他不在乎。

我们班的学生也拼了命。早上六点到校早读，晚上九点才放学。刘二娃把铺盖卷搬到了教室后面，说“省得来回跑浪费时间”。张大勇戒了他最爱看的连环画，把《三国演义》小人书锁进了箱子底。孙小梅的草稿纸正反两面都写得密密麻麻，用完了还舍不得扔，压在枕头底下当宝贝。

其他两个班的学生看在眼里，心里头不是滋味。有人说风凉话：“三班就是学校的大妈生的，什么好事都轮得到他们。”有人说酸话：“甄老师就会搞题海战术，把学生当机器。”可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照练不误。

期末考试前一周，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竺万金在办公室里喝酒，被郑校长抓了个正着。说是“抓”，其实就是郑校长推开办公室的门，看见小舅子正对着一个搪瓷缸子抿嘴，满屋子酒气。竺万金赶紧把搪瓷缸子藏到抽屉里，可手忙脚乱，洒了一桌子。

郑校长的脸色，比窗外的东山还黑。他把竺万金叫到校长办公室，关上门，里面沉默了大约三分钟，然后传来一阵压低了声音的咆哮。具体说了什么，没人听清――郑校长的办公室墙壁很厚，隔音很好。可竺万金出来的时候，脸红得像关公，耳朵根子上还有一道红印子。至于是被骂红的，还是被掐红的，就不得而知了。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