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活阎王魏无病

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那一年。上海公共租界。

这是个光怪陆离的地方。洋人的煤气灯把夜空照得如同白昼，电车的铃声叮当作当响，黄包车夫在柏油马路上狂奔。这里是中国最文明的地方，也是最野蛮的地方。

在四马路（今福州路）的一栋三层洋房里，住着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魏无病。

魏无病不是郎中，是律师。

但他这律师，有个绰号，叫“活阎王”。

在上海滩的十里洋场，谁不怕死？青帮大亨黄金荣怕，法租界的领事怕，就连那些腰缠万贯的买办也怕。因为他们都知道，一旦惹上官司，只要魏无病站在对面，那你基本上就已经把命交给阎王爷了。

魏无病长得不像人，倒像一只成了精的秃鹫。

他瘦得皮包骨头，眼眶深陷，鼻梁像一把刀，嘴唇薄得像两张纸。他永远穿着一身黑得发亮的西装，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手里拿着一根乌木手杖，走路没有声音。

他收费极高。出庭一次，五千大洋。这钱，够普通人家吃三代。

但他有个规矩：只接赢的官司，不接输的官司。

怎么判断输赢？魏无病只看卷宗，不看当事人。他只要把卷宗拿在手里，闻一闻，翻一翻，就能知道这官司能不能赢。如果能赢，他收钱办事；如果不能赢，哪怕你跪下来磕头，他也懒得看你一眼。

这年秋天，魏无病接了他人生中最棘手的一桩案子。

原告是一个乡下女人，叫阿翠。

阿翠的丈夫，是个在码头扛包的苦力，叫陈大。一个月前，陈大在英商怡和码头的仓库里干活，被倒塌的货箱砸死了。

按理说，这是工伤。怡和洋行应该赔钱。

但怡和洋行请的律师，就是魏无病。

魏无病给出的辩护词极其简单：“陈大之死，系因其私自解开安全绳索，违规操作，导致货箱倾倒。洋行无责，不予赔偿。”

证据确凿：现场有照片，有工头的证词，还有陈大生前按的手印――那是他在入职时签的“生死状”。

阿翠是个寡妇，带着个五岁的娃。她拿不出钱，也找不到人证。大家都劝她认命：“洋人的官司，咱们中国人打不赢的。”

但阿翠不信邪。她变卖了家里唯一的破棉被，凑了二十个铜板，找到了魏无病的律师事务所。

魏无病看着这个衣衫褴褛的女人，像看一只蚂蚁。

“滚。”魏无病只说了一个字。

阿翠没滚。她跪在大理石地面上，磕头，额头磕出了血。

“魏大律师，求求您，哪怕您让我见见我的男人最后一面也行啊。洋人说要把尸体扔到黄浦江里去喂鱼了。”

魏无病皱了皱眉。他最讨厌眼泪，尤其是穷人的眼泪，脏。

他挥挥手，让保镖把她拖出去。

但阿翠死死抱住他的腿，像一块膏药。

魏无病恼了。他举起乌木手杖，狠狠地砸在阿翠的肩膀上。

“咔嚓！”骨头断了。

阿翠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依然没松手。

魏无病看着她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突然笑了。那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笑。

“好。既然你这么想见你男人，那我就让你见个够。”

他吩咐保镖：“把她锁进地下室。”

第二章黑心证

魏无病为什么要锁阿翠？

因为他要制造证据。

在法庭上，证据大于一切。魏无病不需要打赢官司，他只需要让阿翠消失。

他把阿翠关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不给饭吃，不给药治。三天后，阿翠发高烧，说胡话。

魏无病走进地下室，拿着纸笔，坐在她面前。

“阿翠，你听清楚了吗？”魏无病轻声问，“陈大不是被货箱砸死的。他是自杀。他偷了洋行的鸦片，畏罪自杀。”

阿翠神志不清，只是痛苦地**。

魏无病拿着她的手，蘸着墨水，在早已准备好的“供词”上，按了一个血手印。

“很好。”魏无病收起供词，“这下，你男人不仅是死了，还是个贼。”

开庭那天，风雨交加。

会审公廨（租界的法庭）里坐满了人。原告席上空无一人，被告席上坐着怡和洋行的大班，趾高气昂。

魏无病作为辩方律师，缓缓起身。

他穿着一身洁白的衬衫，配上黑色的领结，像一位神圣的牧师。

“法官大人，”魏无病的声音温和而有力，“我的当事人，怡和洋行，一直秉持人道主义精神。然而，死者陈大，品行不端，监守自盗，偷窃了洋行的鸦片。事发后，他畏罪潜逃，不慎坠入江中溺亡。”

他拿出那份带血的供词，高举过头：“这是死者妻子阿翠的证词，证实陈大确有盗窃行为。”

全场哗然。

原本是工伤索赔，瞬间变成了贼喊捉贼。

法官是个英国佬，看着那份供词，点了点头：“证据确凿。驳回原告诉求，怡和洋行无罪。”

魏无病赢了。

他收起五千大洋的支票，优雅地鞠了一躬，走出了法庭。

但他不知道，他走出法庭的那一刻，上海的地下世界，已经向他张开了血盆大口。

第三章哑巴证人

阿翠死了。

死在魏无病地下室的铁笼里。死因是“伤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