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市，安全屋转移途中，晚上八点。
苏明薇、安娜、周勇分乘三辆车，朝着市郊三个不同的备用地点驶去。苏明薇的车是一辆不起眼的灰色面包车，司机是周勇的老部下，信得过。她坐在后排，膝盖上放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加密的通讯界面，连接着马克西米利安。窗外，城市的霓虹灯飞速后退。
“明薇，我刚收到消息，‘生命线’的母公司，‘全球生物医药联盟’（gbma）在苏黎世召开了紧急董事会。会议决议：第一，立即启动对‘生命线’中国区业务的全面审计，由总部派独立团队接手，戴维斯停职。第二，公开谴责‘网络不实谣’，宣布将起诉造谣者，索赔金额可能高达数亿美元。第三，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施压，要求‘依法维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动作很快，也很标准。”马克西米利安的声音从耳机传来，背景里有键盘敲击声。
“这是意料之中的危机公关。但他们真敢起诉？”苏明薇问。
“起诉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制造法律威慑，吓退潜在的效仿者，同时拖延时间。诉讼程序很漫长，耗得起。而且，他们可以申请冻结被告资产，限制出境，甚至利用管辖权问题，把案子引到对他们有利的国外法院。你们要小心，尤其是叶寒，他现在是实际上的‘主谋’。”马克西米利安说。
“叶寒在去滇南的火车上，身份隐蔽。但我们其他人……”苏明薇顿了顿，“周队刚才接到电话，市局纪委正式通知他，因‘涉嫌违反工作纪律，泄露案件信息’，暂停其刑侦支队队长职务，接受调查。他的人身自由暂时没受限，但配枪和证件被收走了。”
“这是第一步。接下来，可能会对你和安娜采取类似措施，或者，以‘寻衅滋事’、‘诽谤’等罪名行政拘留。财团在滨海经营多年，司法系统里有人。你们必须尽快离开滨海，或者，转入更深的地下。”马克西米利安说。
“离开？现在离开，等于承认我们心虚，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可能白费。舆论刚起来，官方也表态了，我们不能撤。”苏明薇摇头。
“那就要做好最坏的准备。我通过家族关系，联系了两位愿意提供帮助的中国律师，一位在北京，一位在上海。他们都是处理跨国企业纠纷和反腐败案件的专家。相关资料和联系方式我已经发到你加密邮箱。另外，我安排了一笔应急资金，通过加密货币渠道转到你指定的钱包，大约一百万美元，应该够你们支撑一段时间。但使用要小心，避免被追踪。”马克西米利安说。
“谢谢。但这笔钱……”
“这是投资。扳倒财团，不仅是为了正义，也是为了我家族的未来。冯?埃申巴赫家族不能再被议会和财团绑架了。我们目标一致。”马克西米利安声音坚定。
通话结束。苏明薇看向窗外，车子正驶入一片老旧的厂区，这里是周勇提前准备的安全点之一，一栋废弃仓库的楼上隔间。她需要尽快和安娜、周勇汇合，分析情况，制定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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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北京，国贸三期，某跨国律所会议室。
“生命线”制药的中国法律顾问，来自美国“凯明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詹姆斯?卡特，正通过视频会议，向gbma董事会汇报应对策略。会议室里还有三位中国律师，分别来自三家顶尖的本地律所，负责处理与中国司法系统和政府的对接。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证据的主要来源，是一个自称‘护芳盟’的组织。其核心成员包括前记者苏明薇、前国际刑警协调员花正、前滨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长周勇，以及关键人物叶寒――此人是已故警察叶卫国之子，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证词可信度存疑。”卡特用流利的英语说道，语速平稳，“网络传播的证据，虽然看似翔实，但存在几个关键漏洞：第一，部分文件签名可通过技术手段伪造；第二，银行流水等证据，无法直接证明资金用于非法目的，可能被解释为‘研发合作费用’；第三，所谓的‘实验体’和‘受害者’，目前没有足够具备公信力的医学鉴定报告支持。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质疑其真实性。”
“诉讼策略？”视频那头，gbma董事会**，一位白发苍苍的英国爵士，沉声问道。
“我们已经起草了三份诉讼文件。第一份，在滨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苏明薇、花正、周勇、叶寒等人诽谤、侵害商誉，索赔一亿元人民币。第二份，在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起诉上述人员及‘护芳盟’组织，涉嫌证券欺诈、商业诽谤、干扰合同关系，索赔五亿美元。第三份，在瑞士，起诉马克西米利安?冯?埃申巴赫，指控其滥用家族信托资金，资助恐怖组织，索赔两亿欧元。”卡特顿了顿，“这三起诉讼，目的不在胜诉，而在制造全球性的司法压力，拖垮对方。同时，我们已经向中国相关部门递交了正式的律师函和证据说明，要求追究造谣者的刑事责任。预计四十八小时内，滨海警方会对相关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舆论方面呢？”
“我们已经聘请了三家顶尖的公关公司，分别负责中国、欧美、亚洲其他地区的舆论引导。核心策略是：将‘护芳盟’描绘成由个人恩怨驱动、受境外****资助的极端组织；将叶寒等人描述为‘试图利用舆论干扰司法、谋取私利的危险分子’；同时，突出强调‘生命线’对中国的投资、就业、税收贡献，以及其在抗击癌症等疾病方面的‘卓越成果’。首批五百篇‘科普文章’和‘专家解读’已经投放，五百个社交媒体账号正在引导话题。预计七十二小时内，舆论风向会出现显著扭转。”卡特自信地说。
“与当地政府的沟通？”
“正在密切进行。省里和市里的关键人物，我们已经通过可靠渠道表达了关切。对方承诺会‘依法、稳妥’处理。陈建军副局长虽然暂时陷入麻烦，但他在系统内经营多年，有自我保护能力。即使最终需要有人承担责任，也会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不会波及更高层。毕竟，稳定和投资环境，是大家都关心的。”卡特微笑。
“很好。保持压力，但要避免过度刺激中方。我们需要的是平息事态，恢复股价，不是全面开战。那个叶寒，尽快处理掉。滇南那边，安排好了吗？”爵士问。
“已经安排了。当地有我们的人，会在合适的时候，制造一起‘意外’。”卡特说。
视频会议结束。卡特转向几位中国律师：“各位，接下来要看你们的了。滨海警方那边，施压要到位，但方式要巧妙。苏明薇和安娜，尽量以‘配合调查’名义控制起来，避免直接用强。周勇是系统内的人，用纪律手段处理。重点是叶寒，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明白。但叶寒在火车上，动手不方便，容易留下把柄。最好等他到了滇南，在深山老林里解决。”一位中国律师说。
“可以。但必须确保万无一失。另外，那个小女孩叶小雨，也要留意。她是叶寒的软肋，必要时可以用。”卡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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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市郊，废弃仓库安全点，晚上十点。
苏明薇、安娜、周勇汇合。周勇脸色疲惫，但眼神依然锐利。“纪委的谈话只是个开始。局长暗示我，只要我交出掌握的所有‘未经批准获取的材料’，并公开声明之前的行为是‘个人误解’，可以内部处理，不影响退休待遇。我拒绝了。”
“他们不会罢休。接下来可能会对你家人施压，或者翻旧账。”苏明薇说。
“我老婆孩子在老家，已经安排人保护了。旧账？我干了三十年刑警，经手的案子多了，要查就查，我不怕。”周勇点了支烟，“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很被动。财团的反击是全方位的：法律诉讼、舆论抹黑、政治施压。我们手里虽然有证据，但传播渠道被卡，官方调查进展缓慢，叶寒又不在滨海。时间拖得越久，对我们越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