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是被手机震醒的。

不是闹钟，是陆时衍发来的一份文件，pdf格式，标题写着“导师涉案资金链完整梳理（修订版第五稿）”。她眯着眼看了一眼屏幕上的时间――凌晨四点十七分。窗帘缝里漏进来一截路灯的冷光，把天花板上那团水渍的影子衬得愈发像一张人脸。

她从枕头底下摸出耳机塞上，给陆时衍拨了过去。

响了两声就接了。

“你是不用睡觉的还是怎么的？”苏砚的声音还带着没睡醒的沙哑，但语气里那股子怼人的劲儿已经醒了八分。

电话那头传来键盘敲击的声音，哒哒哒，节奏快得像啄木鸟在啄树皮。然后陆时衍的声音慢悠悠地飘过来：“睡了三个小时。十一点到两点。够了。”

“两点到现在，你就在搞这个？”

“还煮了一碗面。”

“什么面？”

“泡面。老坛酸菜的。酱包放多了，咸得我喝了两壶水。”

苏砚把被子蹬开一条缝，冷气灌进来，让她清醒了一半。她翻了个身，把手机夹在耳朵和枕头之间，手指在平板上点开了那份pdf。屏幕上弹出来密密麻麻的图表和注释，箭头从一个账户指向另一个，时间线从三年前一直拉到现在，每一个节点都标着红色的批注――陆时衍的习惯，喜欢在法律风险最高的地方用红字加粗，像是在雷区边缘插上一面面警告旗。

“你这第五稿和第四稿有什么区别？”她一边滑动屏幕一边问。

“第四稿只查到了导师名下律所的账户。第五稿――”陆时衍停顿了一下，键盘声也停了，“我把他女儿的账户也查了。”

苏砚的手指停在屏幕正中央。

“你查了他女儿？”

“对。在读研究生，今年研二，名下有一个教育储蓄账户。过去三年，这个账户总共收到了七笔转账，合计金额四百二十万。转账方是三家不同的企业咨询公司，但这三家公司的注册地址，在同一个工业园区、同一栋楼、同一层。”

“一个人的。”

“对。”陆时衍的声音变得很冷，“导师把钱洗进女儿的教育储蓄账户。免税，低调，没人会查一个研究生的学费来源。”

苏砚坐起来，把被子团成一团垫在腰后面。窗外的天还黑着，远处有一辆垃圾车经过，发出沉闷的轰隆声，然后渐行渐远。她把平板的亮度调低，盯着那个被红线圈出来的账户号码看了很久。

“四百二十万。”她慢慢吐出这个数字，像在嚼一颗变了味的花生，“他把一个研究生的学费，变成了一道洗钱的暗渠。他女儿知道吗？”

“最好不知道。但不管知不知道，这笔钱一旦被法庭列为证据，她的名字就会出现在公开案卷里。媒体怎么写，舆论怎么传，不会有人在意她知不知情。”陆时衍的声音里多了一层很薄的疲惫，“所以我半夜改了五稿，想找一条不牵连她的路径。没找到。”

苏砚把手机从耳朵和枕头之间拿起来，握在手里。她听出了陆时衍语气里的那层疲惫不是来自熬夜，是来自某种比熬夜更消耗人的东西――一个律师在证据链条里撞到了良知的门槛。

“陆时衍。”

“嗯。”

“你现在在想什么？说实话。”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久到苏砚以为他挂了。然后她听到一声很轻的呼气，不是叹息，是一个人把压在胸口的东西缓慢地、克制地释放出来的声音。

“我在想三年前。导师过六十岁生日，在律所顶楼的天台上摆了四桌。我去得晚，到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敬酒。他喝得满脸通红，拉着我的手跟旁边的人说――‘时衍是我最得意的门生，以后我这摊子，都是他的。’我当时端着酒杯，笑得很得体，心里想的是怎么把这个老狐狸手底下的核心客户一个一个撬过来。”

他顿了一下。

“现在我在查他女儿的教育储蓄账户。你说人生这东西，是不是挺操蛋的。”

苏砚没有回答。她下了床，赤脚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外面路灯还亮着，街道空无一人，对面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映着她这栋楼的轮廓――一栋高档公寓，住满了这座城市里最光鲜的人，每一个人都在某个凌晨四点有过不想让别人知道的清醒时刻。

“陆时衍，你知道我第一次带团队做ai项目的时候，坑的是谁吗？”

“谁？”

“我一个大学同学。她和我一起从零开始写代码，写了两万行。产品快上线的时候，投资人跟我说，技术团队要精简，只留核心人员。我选了留自己，让她走。她走的那天在工位上哭了半小时，我戴着耳机假装没听见。”

苏砚的声音很平，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后来那个产品失败了。不是因为精简了人，是因为我写的核心算法有个致命漏洞，上线第三天就崩了。我想找她帮忙，拨了三遍号码，都没拨出去。不是因为怕她不接，是因为我意识到――我当初留自己，不是因为我的技术比她好，是因为我不敢把命脉交到别人手里。”

她把窗帘拉上，转身靠在窗台上，冰冷的玻璃隔着睡衣硌着她的后背。

“你用导师撬客户，我用同学保项目。咱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但现在你在查导师女儿账户的时候良心不安，我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后悔没拨那通电话。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都老了？”

“说明我们还有救。”苏砚把手机换到另一只耳朵，“所以别在凌晨四点的泡面里自我感动了。把第五稿发给我，你女儿账户的部分先别删，我有办法。”

陆时衍没有问“什么办法”。他认识苏砚三年了――她每次说“我有办法”的时候，不是已经有了完整的方案，而是已经有了承受方案后果的决心。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他分得很清楚。

“文件共享给你了。最后一页，附录三。”

苏砚把文件划到最后一页。屏幕上出现了一张照片――不是数据表格，是一张扫描的旧照片。泛黄的相纸，边缘有折痕，照片上是两个男人并肩站在某栋法院大楼前。左边那个穿着九十年代流行的宽肩西装，领带打得歪歪扭扭，笑得露出一口不整齐的牙。右边那个年轻得多，戴着金丝边眼镜，表情拘谨而认真。

左边是导师。右边是苏砚的父亲。

她盯着这张照片看了很久。照片上她父亲大概三十出头，头发还很浓密，眼角没有后来那些被生活磨出来的纹路。他站得很直，肩膀微微往后张，是一个正在上升期的人才会有的姿态――自信，但还没有被自信反噬。

“这照片你从哪里找的？”

“导师办公室的旧相册。薛紫英走之前从里面撕了一页给我。相册里还有很多张，都是导师和当年那些委托人的合影。你爸是唯一一个在照片上写字的。”

苏砚把照片放大。在她父亲肩膀旁边的空白处，有一行钢笔字，墨迹已经褪成浅灰色，但还能辨认――“与穆律师商定协议，以此照为证。1998年秋。”

“以此照为证。”苏砚重复了一遍这五个字，声音轻得像是怕把什么易碎的东西震裂，“他把这张照片当证据存了二十多年。他以为这个人会帮他守住公司。”

“结果这个人亲手把他的公司拆了。”

陆时衍说完这句话，两个人都沉默了。

窗外垃圾车的声音又响了一轮，这次是从另一个方向传来的，更远一些。苏砚把平板放在窗台上，把手机开了免提放在旁边，然后开始扎头发――拽到脑后，绕两圈皮筋，一拉，几根碎发从指间滑下来，落在后颈上。

“陆律师。”她扎完头发，声音已经恢复了平时在董事会上说话的那种硬度。

“听着呢。”

“你刚才说找不到不牵连他女儿的办法。那我们就不找了。”

“什么意思？”

“如果她不知情，那四百二十万就是她爸偷来的学费。她的名字写在案卷里不是污点，是证据。如果她知情――那你帮她隐瞒，才是害了她第二次。”